徐光启修《农政全书》的故事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时，他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中秀才后，他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后，他又到韶州、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拾出攫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罢官闲居，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着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这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应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后，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元年（1628）写成，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被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六十卷，约七十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七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六倍。全书分十二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二百二十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六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着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间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着。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徐光启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着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着。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着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②，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③，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数学名着《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着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他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

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注释

①明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刻〈几何原本〉序》。

③《〈泰西水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