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治介绍——明朝立法思想和立法成就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明初统治者在重典治国的同时，强调“明刑弼教”，其实就是要加强普法宣传和道德教育，使老百姓都知道法律，做到遵纪守法，提高道德素质。

清朝对法典不断修订，其中有些法律形式和立法及司法改革，可以从现代意义上进行充分解读，不仅是我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也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近世时期建立的一系列再审、会审等制度，使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法律功能进一步加强。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也是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明朝统治者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以重典治国和明礼教民为立法指导思想，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的法制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清朝以及周边东南亚诸国的法制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元朝纲纪废弛，官吏贪纵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不完善的刑罚制度，决定在实行重典治世的同时，把教化和镇压结合起来，礼法相辅而行。这种立法指导思想是封建法制长期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积累。

明太祖重典治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是由于他认定当时面临着一个经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内外矛盾交织的乱世。

因为明朝建立初期，起义农民和大量流民仍然存在，北元残余势力还在不断反抗，而且连年战争造成了经济衰败，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些都对明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要消除这些威胁，就必须实行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首先表现在重典治吏方面。明太祖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削弱，吏治腐败。特别是随着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盘剥和掠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根源。因此，明太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

明太祖曾亲眼目睹元朝官吏不体恤民艰，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当时心里非常愤怒。如今国家初立，务必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绝不宽恕。重典治吏是明太祖对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是强化君主专制皇权的重要措施。

重典治国的另一表现是重典治民。明朝初年，由于土地和赋税等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为此，明初忠实执行明太祖的重典治民思想，严厉镇压犯上作乱者的反抗活动，企图以此稳定统治秩序。

在推行重典治国的同时，明初统治者也从历代经验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仅靠严刑峻法一味镇压，只能取得一时成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保证明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在采用重典治国思想的同时，明初统治者也坚持奉行礼制和刑律并用政策，曾明确提出“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主张，强调将礼的预防犯罪职能与刑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推行德礼教化。这是对西汉以来所形成的“德主刑辅”立法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宋元法律比较繁杂，既不利于普通百姓知法守法，也容易导致司法官员徇私枉法。因此，明初统治者要求立法简单明了，便于实施，反对法律条绪繁多，以防止贪官污吏出入人罪，即把有罪的人定为无罪，把无罪的人定为有罪。

与此同时，强调法律条文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立法重点，集中发挥法律的作用。这些主张和措施对于宣传普及法律，重建封建法制，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上述立法思想和方针的指导下，明朝立法活动铺展开来。在明朝修订和创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大明律》、《大诰》、《问刑条例》和《明会典》，代表了明朝法律的最高成就。

《大明律》是明朝基本法典，前后经过4个阶段，即草创阶段、更定阶段、整齐阶段和正式颁行阶段，共历时30年。

草创阶段始于朱元璋称吴王后。1367年，吴王朱元璋令左丞相李善长等制定律令，当年12月完成。这次编定律285条，令145条，合称《吴元年律令》。

其中律承袭《元典章》体例，依六部顺序编排，引起刑律体例的变化。《吴元年律令》颁布后，又编撰《律令直解》为其注释，以便于百姓周知通晓。

更定阶段始于1368年，止于1374年。明太祖称帝后，命令4名儒臣会同刑部官员，每天给他讲解唐律20条，作为修订明律的参考。

1373年冬，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草拟《大明律》，至1374年2月成书，编目仍依唐律12篇，但将《名例律》放在最后，律文也增至606条。这是《大明律》的正式制定。

整齐阶段始于1376年，止于1393年。明太祖命令大臣对《大明律》进行全面整理修订，将其改定为7篇，30卷，460条，又改《名例律》为首篇。经过这次整理修订，《大明律》的篇章体例内容基本定型。

正式颁行阶段是1379年。《大明律》历经30年的更定和修改，最终完成并颁行全国。作为明朝的一代大法，明太祖曾下诏令子孙守之，假如群臣稍有更改，就要治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大明律》经这次正式颁行以后，继任的明朝诸位帝王都没有再对律文内容进行过修改。

《大明律》历经30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扭转了元朝落后的立法习俗，重新确立了中华法系的立法传统，成为我国君主专制社会后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大明律》的主要变化和特点有二：一是简明扼要。《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条，是此前历代法典中最简明扼要的一部；二是变更体例。

《大明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国家机关分工编目，改变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则和传统，是我国古代立法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明太祖在官制改革中废除宰相制后，利用立法手段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图。

《大明律》的反复修订，反映出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立法，也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因此，《大明律》直接影响了清朝和东南亚各国的封建立法。

《大诰》是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制定的。在制定《大明律》的30年间，明太祖为了整顿吏治，警戒臣民，扭转世风，还亲自编纂并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4编《大诰》。

《大诰》的诰文共有236个条目，由严惩臣民犯罪的典型案例、高于《大明律》效力的峻令，以及明太祖对臣民的训导等内容所组成，主要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多数峻令有具体量刑标准，具备了古代刑事特别法规的基本特征。由于它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规范。

《大诰》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赃官吏和害民豪强，最大的特点是法外用刑。与《大明律》相比，《大诰》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是用刑加重。《大诰》列举的案例，绝大多数是轻罪重刑。有的犯罪在《大明律》中已有规定，但《大诰》则加重处以非常之刑。

二是法外处刑。《大诰》的许多规定，是《大明律》所没有的。如几位有气节的文人，因应征不到、拒绝做官、不食皇粮，《大诰》即将其处死，并株连亲属。

三是酷刑繁多。《大诰》推行重典治国原则，规定了许多《大明律》所没有的酷刑。

四是重典治吏。在《大诰》236条中，治吏之条占80%以上，有关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尤多。明太祖试图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改善吏治状况，强化专制统治的整体效能，通过治吏达到治民的目的。

《大诰》颁行时，明太祖宣告：

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颁行《大诰续编》时，明太祖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明太祖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问刑条例》是《大明律》的子法律。由于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不可更改，在实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法律与现实脱节的情况。

为适应社会的需要，矫正《大明律》不可更改的弊端，在明朝中期以后，条例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法律形式。

随着条例地位作用的日渐重要，条例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前后混杂矛盾之弊，需要对条例进行整理和修订。

于是在1500年整理修订了279条条例，颁行天下，“永为常法”，这就是《问刑条例》。其后，在嘉靖、万历年间都对其进行过调整。

《问刑条例》颁行后，一直与《大明律》并行。至1585年，又以条例附于《大明律》后，采取律例合编形式。这一做法也为后来的清律所沿用。

《明会典》是仿照《唐六典》体例编纂的一部行政法律汇编。明英宗时期，为了统一典章制度，使各衙门办事有所依据，开始仿照《唐六典》体例编修《大明会典》。至弘治年间完成，名为《大明会典》，共180卷，但未及颁行。

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三朝，又分别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先后编纂了《正德会典》、《嘉靖续纂会典》、《万历重修会典》。目前传世仅有明武宗、明神宗两朝《会典》。

《明会典》主要是根据明朝官修《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

《明会典》首卷为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与各寺、府、监、司等为序，计吏部12卷，户部29卷，礼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僧禄司各一卷。

以上为文职衙门，共226卷，武职衙门仅两卷，列叙五军都督府和各卫等。各官职之下多列有详细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

《明会典》内容广博，记载典章制度颇为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代，为后世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明朝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其法律体系更趋完善，法律内容更加丰富。明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诰、例、典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补充。但在司法实践中，其他法律形式也分别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旁注]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人。明朝开国皇帝，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他结束了元朝民族等级制度，恢复生产，整治贪官，其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

北元指明朝建立并遣徐达大军攻陷大元帝国首都大都后，退居蒙古高原的原元帝国宗室的政权，因国号仍叫大元，以其地处塞北，故称“北元”。延续年代始于1368年，终于1402年。

李善长（1314年～1390年），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丞相。元末迎谒朱元璋，从下滁州，为掌书记。拜右相国。洪武初任左丞相，封韩国公。4年致仕。10年复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

刘惟谦明朝太祖年间刑部尚书。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修订律令，第二年书成。经过实践考察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后，才将《大明律》正式颁发，作为各级司法部门决狱量刑的依据。

明英宗（1427年～1464年），朱祁镇。明朝第六位皇帝。谥号“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死后葬于十三陵之裕陵。即位初大事权归太皇太后张氏，以三杨主持政务，继续推行仁宣朝各项政策，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明武宗（1491年～1521年），朱厚照。明朝第十位皇帝，谥号“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葬于北京十三陵之康陵。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为人却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一个人。

明世宗（1507年～1566年），朱厚熜。明朝第十一位皇帝，谥号“钦天履命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于十三陵之永陵。早期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但后期崇信道教，并痴迷于炼丹，致使后来发生“壬寅宫变”，从此不再理政。

明神宗（1563年～1620年），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亲政初期，他勤于政务，在军事上发动了“万历三大征”，后期不理朝政，经常罢朝。在萨尔浒之战中败于金军，此后，明朝国势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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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曾经讲过：“不仅贪钱、贪物者是贪官，贪声贪色者、贪权贪势者、贪谀贪名贪享乐者也都是贪官。”可见他对贪污问题已达“洁癖”的地步。

在执行严刑峻法方面他更是绝不手软，如蓝玉一案即处置了上万人，而且官阶层级从宰相、皇亲国戚、驸马、大将军、尚书、钦差大臣到侍郎、各级地方官吏等无一能免。

当然，朱元璋不仅重视吏治，他也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