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战功仅次于常遇春 但却为何死得如此窝囊

冯胜、傅友德是明朝初年战功显赫的大将，被朱元璋册封为宋国公、颖国公，论战功仅次于常遇春、徐达。两人事功相似，结局也一样，都被皇帝“赐死”。也许由于这样的缘故，《明史》把二人的列传放在了同一卷，张岱的《石匮书》也是如此。

冯胜、傅友德不同于汤和、徐达、李文忠等将领，并非朱元璋的嫡系。冯胜原名冯国胜，和他的哥哥冯国用都喜欢读书，精通兵法，而且武艺高强，元末天下大乱，他们“结寨自保”，成为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朱元璋把他们收罗到自己麾下，冯国用成为“亲军”头领。冯国用阵亡后，亲军由冯胜率领。此后冯胜跟随徐达、常遇春征战，屡建战功，洪武三年册封为宋国公，岁禄三千石，赐予免死铁券。

傅友德的情况更加复杂，元末他跟随“大盗”李喜喜入蜀，李喜喜兵败后，他投奔明玉珍，不受重用，便改投陈友谅。朱元璋攻打江州，他率领部下投向朱元璋。如此朝秦暮楚，却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洪武三年被册封为颖川侯。他跟随征西将军汤和出征四川，中流矢不退，率将士殊死战。朱元璋在《平西蜀文》中盛称“友德功为诸将第一”。以后他率领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平定云南，进封颖国公，岁禄三千石，赐予免死铁券。

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以征虏大将军的头衔，率左副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蓝玉，统领二十万大军围剿元朝残余势力，获得完胜。随着冯、傅、蓝三将的声望大振，猜忌也随之而来。有人告密，冯胜向元朝丞相纳哈出之妻勒索金银珠宝，强娶纳哈出之女。朱元璋勃然大怒，剥夺冯胜的大将军职务，命他到凤阳闲住，从此不再带兵打仗。此后唯一的工作，就是和傅友德一起，到山西、河南训练新兵。

晚年朱元璋对于功臣宿将日益猜忌，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特务机构锦衣卫头目诬陷蓝玉“谋反”，当即被处死，同时株连大批将领。冯胜、傅友德的功劳和声望都在蓝玉之上，王世贞《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说：“然至蓝氏之诛累，而几若扫矣。夫以冯宋公、傅颖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也就是说，“蓝玉党案”预示着君权与将权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蓝玉死后，他们在劫难逃。

汉朝韩信临死前的感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后世一再重演。《明史·汤和传》有一段话颇堪回味：“帝春秋寖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汤和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从容对皇上说：臣犬马齿长，不堪再接受驱策，愿得归故乡，求得一块安放棺材之地，以待骸骨。朱元璋听了大为高兴，立即赏赐他一大笔钱，在凤阳营造府第。主动放弃兵权的汤和，终于得以寿终正寝。冯胜、傅友德没有汤和的智慧，对于“不欲诸将久典兵”的帝意揣摩不透。《明史·冯胜传》有一段话和《明史·汤和传》惊人相似，但二人结局迥然不同：“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冯)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即洪武二十八年，1395)，赐死，诸子皆不得嗣。”所谓“数以细故失帝意”，不过是借口，“赐死”是必然结局，而且“诸子皆不得嗣”，完全否定了先前在“免死铁券”中的承诺：“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

至于如何“赐死”，语焉不详。张岱《石匮书》说得比较清楚：冯胜妻家的亲戚告发，他在家中埋藏兵器。朱元璋把冯胜叫来，请他喝酒，说：“我不问。”一名大将军家中收藏一点兵器，不足以构成死罪，况且“免死铁券”明确宣告：“除谋逆不宥，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于是只能用不露痕迹的形式—请他饮毒酒，也就是《明通鉴》所说的：“上召(冯)胜饮之，酒归而暴卒。”人们一看便知“暴卒”的原因，但不敢明说，美其名曰“赐死”。

颖国公傅友德的“赐死”方式略有不同。洪武二十六年(1393)他和冯胜一起被“召还”，次年赐死。至于“赐死”的原因，《明史·傅友德传》没有明讲，《明通鉴》有所补充：定远侯王弼与冯胜、傅友德同时从军中召回京师，适逢蓝玉被处死，傅友德内心恐惧，王弼对他说：“上春秋高，旦夕且尽我辈，奈何?”朱元璋通过内线获悉此事，决定赐死。

关于“赐死”的细节，《明史》与《明通鉴》都没有记载。查看《石匮书》终于明白，并非用酒毒死，而是采用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法：“蓝玉诛，友德以功多内惧，定远侯王弼谓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太祖闻之，会冬宴，从者彻馔，彻且不尽一蔬。太祖责友德不敬，且曰：‘召二子来!’友德出，卫士有传太祖语曰：‘携其首至。’顷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惊曰：‘何遽尔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地，而王弼亦自尽。”

张岱倾向于认为：冯胜“积战功久”，但“时时见桀骜”;傅友德与常遇春并称“虎将”，但“喑鸣跳荡”，是他们“不以正毙”的原因，似乎有失片面，也和他后面的感叹自相矛盾：“古大将创立功业，得以令终者，代有几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