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个古典诗人，最后是怎么死的？

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竹瑕里人，陈宝箴之子，陈衡恪(师曾)、陈寅恪之父。1895年，陈三立跟随父亲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三年间湖南风气大开。“戊戌政变”后，陈氏父子同被革职，穷思竭力所立诸法，一朝尽付流水。陈三立一生志在振国，却无奈最终以诗名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古典诗人”。

父子家人

经世致用，家人情深，是江西义宁“义门陈氏”的家传门风。陈三立的祖父陈伟琳自幼饱读诗书，读到王阳明书后大受触动，刮去一切功名利禄之心。陈伟琳考览山川风物，偕64位同乡士绅在义宁建立梯云书院，以孝义化服乡里。陈母多病，陈伟琳为母亲钻研医术数年，乡邻之间渐有医名，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太平军攻陷武昌，侵扰江西，陈伟琳率领一城乡民，保境安民，抵抗寇乱达数年之久，由此义宁团练声名大振。虽身不在庙堂，于义宁陈氏而言，家运与国运也已连成一片，难舍难分。

陈伟琳之子陈宝箴7岁离家宿于外塾，当日曾对其师语：“昨有不能寐者三人，我父、我母及我是也。”父子家人之间的灵犀与牵挂溢于言表。陈宝箴自青年时就跟从父亲治理乡团，父子二人一心抗敌，陈宝箴也在团练中磨砺出治军之才。生逢战乱，陈家老少常扶老携幼奔走避祸，襁褓中的陈三立几乎死于危乱之中。后来陈伟琳积劳成疾，因劳累过度而去世。陈宝箴哀痛成狂，重病数月，却仍以父亲的杀贼安民之志激励自己，奋勇战寇。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者，于义宁陈家并非虚言律令，而是子承父业，自然而然。

光绪八年(1882)，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殿试成进士后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去。此后近十年，陈三立以“公子”身份四处游历，拜谒尊长，结交才俊，评论朝政，生维新振国之思。1890年，陈氏父子曾与郭嵩焘、王闿运、张之洞、梁鼎芬、易顺鼎等游。“在家从父”，为踌躇满志却又不满吏制的陈三立提供了立身处世、励志报国的另一种选择。

陈三立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陈衡恪赴上海求学前，陈三立特意写信托汪康年询问审定学校。1902年，陈衡恪、陈寅恪兄弟二人赴日本留学，1907年，陈寅恪插班考入复旦公学，后又由亲友出资赴德国留学，游学多国，终成一代学问大家。义宁陈氏一门俊杰辈出，实有赖于陈氏一族血脉与志业并传的淳实家风。

临危受命

1860年，陈宝箴在酒楼之上亲见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大火，心痛之下捶案号啕，抚膺痛哭，决意放弃文学辞章，研务时事以求自强。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大败，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为国将不国而哀恸不已，曾致电张之洞，请求合奏诛杀李鸿章。台湾民众为抗拒日本割占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陈三立与易顺鼎多方奔走，筹备款饷，希图支援台湾。

1895年的中国，风雨满楼，哀鸿遍野，陈宝箴于此时升任湖南巡抚。受命于危难之间，父子二人却为得此用武之地大喜过望。多年后，陈三立仍记得陈宝箴1895年“闻得湖南”“窃喜自慰”之状，足见湖南人期盼陈宝箴赴任的殷切之情。陈三立随父亲赴湖南上任时，正值湖南大旱，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土匪横行。父子二人到任，即刻赈灾平匪，严禁贩卖米粮出境，湖南人心由此大定，令无数湘民免于荼毒，谭嗣同盛赞其“功德无量”。

陈氏父子在湖南整顿吏治、倡办新政，创矿务局，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以“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陈宝箴行事作风稳健持平，力求摈除新旧陈见，经世济民以求自强，陈三立则是陈宝箴推行新政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亲密的伙伴。受陈三立罗致，青年俊杰纷纷从四方奔赴湖南，梁启超亦至湖南，一时间湖南人才济济，气象焕然一新。不过3年，湖南风气大开，士气民风为之丕变。梁启超称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为开风气，汪康年、梁启超创《时务报》，陈三立亦从矿务局拨款相助。谈及新政，当时人均认为湖南有首倡之功，其沿革治理堪称天下之最。

国变家变

1898年八月初六日，“戊戌政变”发生，远在湖南的陈宝箴尚不知情，仍在担心四章京过于年轻冒进，举荐由张之洞领维新之事。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杨锐、林旭、谭嗣同等6人就义，陈宝箴因

“滥保匪人”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因“招引奸邪”，同被免职。湖南新政可谓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毕生心力所注，却一夕尽成泡影。壮志未酬，举目哀鸿，只能“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唏嘘”。

陈三立于湖南新政有不可磨灭之功。学者欧阳渐认为改革发源于湖南，而陈三立是新政实际上的主脑。陈三立为陈宝箴所倚重，筹谋奔走良多。因其职责之重，主事之多，陈三立与谭嗣同、陶葆廉、吴保初有“维新四公子”之称，而尤以陈谭二人为着。新政失败，陈三立一生的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氏父子临事不择毁誉祸福，新旧两派对他们多有怨怒，父子二人虽是惺惺相惜，却也是有苦难言。戊戌之时，许多反对新政的湘人散布谣言，说他们拥兵自立，意图谋反。而在陈氏父子被革职之后，耳边却仍“万口訾謷满嘲诮”，极尽讥讽谩骂之能事，令陈三立感到心寒彻骨。陈三立自责累及父母，大病几死，长子陈师曾以爷爷陈宝箴为劝，陈三立方有求生之意。

往者已矣，陈三立开始在艰难困苦中为家人谋生，此时尤可珍视的，则是“前年朝政按党锢，父子幸得还耕钓。”然而仅两年之后，陈宝箴郁郁而终。“国忧家难正迷茫，气绝声嘶谁救疗”，陈三立的诗中字字跳嚷着人在历史和命运摧碾之下不甘不休的悲愤哀嚎。

父亲于陈三立而言并非束缚重压，而是亦师亦友，是庇护与先导。1898年至1900年间，陈三立母亲、大姊、长媳、父亲陈宝箴相继过世，两年四丧，陈三立也大病几死。国祸家恨，失怙之痛，经年之哀，令陈三立自感“眼花头白一孤儿”，只能年年徘徊于西山父墓之侧畔，恨身不在九泉。白发失怙，壮志永失，陈三立由“义宁公子”一变而为“散原老人”。

陈三立的诗集《散原精舍集》所收诗作，是从1901年开始，陈三立时年已49岁。陈三立少年即有诗名却志不在诗，直到父亡之后才真正以诗为托。西山哭墓诗非一时之作，而是层层累累，年年月月，尽是斑斑血泪，贯穿着时间风雨推不动刷不去的家国之痛，父子深情。陈三立报国无门，借诗遣怀，却成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是此时旧体诗人中成就至高者。

最后的绝响

1904年，慈禧太后70大寿，陈宝箴、陈三立获释开复原衔。但此时陈三立已万念俱灰，无意进仕，终究不再复出。次年，湖广总督端方请陈三立任湖南矿务局会办，陈三立没有赴任。后清廷仿行宪政，筹设资政院，列陈三立、汪康年等为二等咨议官，陈三立不以清廷立宪为然，推卸不就。直到清帝逊位后，民国肇兴。严复想聘陈三立为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陈三立仍坚辞不往。

辞官不受，并不意味着陈三立忘却了当年的志业。这段时间最费陈三立心力的，乃是南浔铁路之事。江西士绅希望自筹款项建造铁路，陈三立认其为“海内创举”，大力支持。陈三立与李有棻为南浔铁路招股，在上海、南昌、江西等地四处奔走，费去心力良多，铁路于1906年开始动工。1907年，李有棻巡视铁路工程途中，在鄱阳湖溺水而死，陈三立继李有棻之后主持路事，但却最终因为人事问题被迫辞职。之后，陈三立以自己的薪金，支持杨文会在南京创设佛学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陈三立严拒日本人罗致，忧愤疾发且拒不服药，最终绝药绝食而死，终年85岁。病重之时，陈三立仍时时询问战况，但凡听见有说中国必定不敌日本，将被日本征服之类的言论，必愤然斥之“中国人岂狗彘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宰耶!”并背过身去，不再与之说话。一日，陈三立在梦寐中狂呼杀日本人，以致全家惊醒，从此旧疾大作，其忧国之心的深重竟至于此。1932年日军占领上海时，陈三立在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盼望报来，报纸一来就读，读完则忧心忡忡愀然不语。

陈三立过世后，其子陈寅恪办理丧事，不开吊不服丧，闻讯赶来哀悼者仍络绎不绝。未及出殡，陈寅恪即随清华大学师生南下长沙，其时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因视网膜脱落失明。陈寅恪不信佛经，但后来家中仍请来僧侣诵经开道。陈三立扶墓哭父之诗惨烈伤痛无与伦比，而其后亦复有哭之者。陈隆恪的悼诗仍有父诗余韵，然而陈三立与父亲陈宝箴携手挽澜的惺惺相惜，肝胆相照;陈三立年年月月徘徊父墓之前，不忍看又不忍去之深情厚义，不能遂又不能忘的家国情怀，已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