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变法喋血，冤沉海底

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由此进入了其毕生中最为耻辱的一页。然而让人寒心的是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统治者不是积极抵御外侮，内思以图强，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相残杀。曾经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耻辱是列强带来的，但“戊戌六君子“的悲剧却向我们昭示着，我们的耻辱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弊病所造成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六人被押赴刑场在菜市口惨遭杀害，英年早逝。这便是“戊戌政变”中的“戊戌六君子”，他们用自己的热血祭奠着神圣的改革灵坛。他们因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获“罪”，以至含冤九泉，后人至今还愤懑不已。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战争，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有亡国的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沉沉的夜空因为有了这群有志青年而显现出一丝曙光。“戊戌六君子”也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说是“戊戌六君子”但他们的出身与早年经历并不相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

嗣同幼年丧母，受父妾虐待，备尝孤苦。少年受业于同邑名师欧阳中鹄门下，鄙视科举，尤好经世之学。成年后谭嗣同游历了直隶（今河北）、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搏等省，既饱览了祖国河山的壮丽，又深切地感受到晚清政权的积弱不振，不竟感慨万千，怅然喟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逐步形成了变法思想。

光绪二十二年春，谭嗣同在上海结识了在江南制造局负责翻译西方书籍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又在天津，参观了洋务派创办的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对近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谭嗣同至北京时，康门弟子梁启超等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此后一年间，谭“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表达了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纲常伦教的强烈愿望，是以被誉为戊戌维新派中的激进派。

杨深秀，本名毓秀，字漪邮，号尼尼（ní，音尼）子，山西闻喜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少颖敏，博学强记，学识渊博，对于古代典籍，乃至佛家经典，皆能钩玄提要，独有心得。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创办“令德堂”书院，特聘请杨深秀任院长，以为士人风范。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杨深秀因沙俄强租旅顺口、大连湾而首次上疏，畅谈世界大势，要求朝廷联英、日以拒俄，人们始对其刮目相看，共惊服其通达时务。

林旭，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生于光绪元年。少孤独，性好学，喜浏览群书。聪颖异常，抱负远大，人皆爱幕其才。并取了洋务派官僚，原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为妻，婚后林旭从沈氏游历南京、武昌等地，结识了不少名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底，慈禧太后以其亲信，大学士荣禄为直隶总督。荣禄因为林旭是沈葆桢的孙女婿，且盛负才名，乃招其入幕府。林旭在荣禄幕府的时间极短，未能影响、改变荣禄的政治立场，他本人亦未受荣禄影响，改变自己变法的初衷。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生于咸丰七年（1857年）。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弱冠后始应童子试。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极力奖掖之，遂受业为弟子。光绪元年人尊经书院读书，随后以优贡朝考得知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招人幕府，主办奏牍文字。张之洞爱其谨密，用为亲信。其时，张之洞之子亦在京供职，张于京师有事，不交其子办理，而托之于杨锐，句见信任之专。梁启超说他：“鲠直尚名节，最慕汉党锢、明东林之行谊”，自马关议和以后，“益慷慨谈时务”，与康有为“过从极密”，渐由洋务派的麾下转入维新派的阵营。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生于咸丰九年。光绪八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人老成持重，性格端庄诚朴，敦敬笃实。甲午战争爆发时，曾上书请求变法，提出“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严明赏罚，以操胜算”；“隆重武备，以振积弱”四条变法措施，尔后入京参与维新运动。

康广仁，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南海人，为康有为之胞弟。梁启超称赞他：“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达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有高掌远踱、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免视之”。

他们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最终也一起走上了变法的不归路。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进行“公车上书”。林旭亦曾“上书拒和议”，并多次与杨锐相与“太息时事”。是年七月，康有为在京组织强学会，杨锐积极参与发起工作。强学会被封禁后，部分会员曾联名上书力争。与此同时，谭嗣同亦发愤倡导新学，呼吁变法，并拟成立湖南强学分会。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康广仁与梁启超等创办的《知新报》在澳门出版，宣传变法的理论，康广仁任该报总理。是年四月，谭嗣同与杨文会等倡设金陵测量会拟召集同志，购置仪器，先习一器，各专一门，待有成效，再图扩充。当时，梁启超、汪康年等正在上海办《时务报》，谭嗣同常至上海和他介讨论学术与时势。不久，康广仁亦由澳门来到上海，联络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会址设于时务报馆，由梁启超拟订简明章程，计划逐步推广到县、市、集。并召集同仁开不缠足大会，由康广仁主持。又联络同志倡设女学堂，致力于解放妇女的工作。同时，谭嗣同等还积极试办农学会，由谭嗣同起草了《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十八条，拟于上海设总会、各地设分会，以翻译、传播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后，梁启超等集股设立大同译书局，交由康广仁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