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将工匠的坐班制改为轮班制
那年朱元璋对手工业工匠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改革工匠的服役制度。
洪武初年，朱元璋沿袭了元朝的工匠制度。元朝工匠另立户籍即匠籍，人称“系官人匠”。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就连婚姻也不能自主，往往子孙相袭，没有官府的放免，不得脱籍。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在官府的严格监视下从事繁重的劳作，其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大概每人每月只能领到3斗米、半斤盐，其家属只能获得4口的口粮，多出人口官府不给；一般来说，大口每月获得官府口粮2.5斗，小口1.5斗，勉强维持生命。即使这样，还经常遭受官吏克扣，于是不少工匠只得卖儿鬻女，生活十分悲惨。
明初朱元璋一开始大体上沿用了元朝的工匠制度，不过在使用当中他不断地加以改善。首先他没有像元朝人那样将工匠当做奴隶一般，其次他改变了些工匠的生活与经济待遇，上文已述。洪武十一年（1378）五月，朱元璋又下令给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月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这段最高指示的意思是工匠们除了上京城服役要听从官府的安排外，其余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也就是说，工匠们有了自主营生的自由。这无疑是民生的改善与社会历史的进步。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大明正式确立工匠轮班制度。其具体内容为：全国各地工匠“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拨，免其家他役”，“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
我们将上面这段话说得更加直白一点：打开黄册，哪家是工匠，一目了然，政府就根据他们的丁力状况，规定3年为一班，定期到京师服役，以住地远近排班次；政府制定勘合（类似于用工状况证明）为凭，工匠按期领了勘合到南京的工部去报到，听从工部的具体用工安排，从事劳作。服了役的工匠，他家的其他徭役一律给免了。这就是经济史上人们常说的“轮班制”。
轮班制的优点显而易见，一来它不像元朝的坐班制工匠几乎是官府的奴仆，没有什么人身自由；轮班制三年轮一次，干完了，泥瓦匠还可以在老百姓家造房起屋，赚钱养家糊口，木匠也这样，所以工匠们的经济生活就有了改变；二来轮班制下的工匠人身是自由的，这样就一改以前几乎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使得工匠们低下的身份有了一大提升。
但三年一轮班开始实施后不久，意想不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匠一律三年轮班服役3月，各地工匠按期风尘仆仆地赶往京师。可到了京师却发现没那么多的工役要做呀，无奈之下，各地工匠只得返回。这一来一回无端造成了浪费。鉴于此，明廷于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改进轮班制，制定工匠轮班勘合制度，“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工部根据各部门工役的实际情况与行业特征确立了五种轮班制度，即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二年一班和一年一班，并给全国62种行业的232098名工匠重发了勘合（万历：《大明会典·工部·工匠》卷189）。这样就“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罢工者得安家居而无费业”。轮班制终于成为当时一项名副其实的“惠民”“厚民”工程了。
除了轮班匠，朱元璋还对住坐匠的生活与经济状况做了改善。据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记载：洪武十三年，朱元璋“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给各监局充匠，余编为户，置都城之内外，爰有坊厢”。这些被发给各监局充匠的壮丁即为住坐匠。住坐匠的存在实际上可视为元朝工匠奴隶制的延续，这些人在明初归内府内官监直接管理，但他们的匠籍和用工之类的事情却归工部主管。从地位与自由角度来讲，住坐匠不如轮班匠，但在洪武晚期他们受到了些政策“实惠”：“例应一月上工一十日，歇二十日，若工少人多，量加歇役。”（万历《大明会典·工部·工匠》卷189）。由此可见，住坐匠的地位也比元朝时的匠户要高多了。
总之，明初洪武皇帝改革工匠制度，给近似于奴隶的工匠以相当程度的松绑，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自由劳动、营业，也有利于技术的交流与改进。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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