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出版业简介
晚清时期，大量西方的先进事物通过口岸城市传入中国，其中，近代的出版和传媒业接踵而起，成为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新的来源。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文化，通过这个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那些日子里您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您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您越是折磨我，等到您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您眼里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不要为我这种愉快的牺牲精神感到惊奇，阿尔芒，您以前对我的爱情已经把我的心灵向着崇高的激情打开了。”
1899年，人们都在为这样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的命运而感动，而就是冷红生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故事。这本由外国作家所写的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今天的人们是从电视中了解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而那时的人们则是通过书籍看到了美利坚共和国的场景。
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从教科书说起。1877年上海基督教会将原来的益智书会改组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算术、历史、地理等课本供教会学校使用，而当时清廷还没有新式学校，所以这可以算作是中国有正式教科书的开始，被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洋务派对于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始于京师同文馆，1886年又设纂修官二名，负责编辑出版事务。各种书籍均自译、自编、自印，并免费分发国内官员。同文馆在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之前，翻译图书200多部。其中1863年，丁韪良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也译出各类西书上百种。
维新派时期主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该局刊印的。当时的书局也非常注重提高效益，除了门市销售外，还兼办邮购业务，读者可函购各种书籍。书局雇有送书人员数人，读者购书后可送书上门。书局还规定购书数量多的可享受一定折扣优待，如规定购买《中西学门径》50部以上一律9折，300部以上一律8折。书局对图书宣传推广也是非常重视，成立之初就在《湘学报》、《知新报》刊登广告，还在《时务报》第五十期起随报附送《大同译书局书目》。1898年初先后在《申报》刊登新书广告等。
革命派主要是以宣传民主革命的书籍为主。“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等着作，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是由革命派刊印的。
而中国近代出版行业的日趋成熟，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久的出版机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至北京。商务印书馆至今仍然是图书市场中极具权威性的出版发行机构。
出版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书籍。正如我们看到《茶花女》的故事可以流传到大江南北一样，而同时期，还有《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火枪手》等脍炙人口的西方着作传入中国，也让中国人有机会接触西方生活的气息。
近代报刊书籍出版业的兴盛，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无疑是去了解外面世界的故事。中国已经闭塞很久了，八股文对人们的毒害也很深了，而人类本身又是一个对外界始终保有好奇与新鲜的，那时的人自然无法通过电视，互联网去了解地球的另一端发生的事情，由此出版业的兴盛是在某一程度上满足了更多的人去开拓自己眼界的渴望。
更为具有时效性的是报纸。近代报纸最初是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主要是以传教为目的，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将西方办报的模式引入中国。他们更加重视消息、通讯、评论这些新闻要素。读者群也更适合一般民众。
鸦片战争后，更多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进入中国，1842年到戊戌变法前后，有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比较着名的有1868年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主要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91年李提摩太接管《万国公报》，并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深受《万国公报》影响，从而逐步走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路。梁启超还做过一段时间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甚至光绪皇帝也曾聘请李氏这位以维新人士之“先生”自居的西方人担任过私人顾问。
当时，中国还出现了专门的收集新闻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可是当时根据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发稿权，1872年，路透社总社派记者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
国人办报的高潮则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然而，当时的报纸最初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是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官绅。而《京报》是当时的官方刊印的报纸，内容多是宫门钞、上谕、奏折等，按次排列，无新闻标题。而后期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明显有了广泛的市场，仅出版几个月，销量就达一点七万余份。当时鲁迅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之一，深受其维新思想影响。《时务报》对个人消费者还采取了邮寄方式送报，并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了灵活的价格策略。每份一角五分，订阅全年需要四元五角针对不同的区域也采取了不同的收费政策，本埠及主要通商口岸一角五分，直隶山东河南四川广西每册加寄费二分，东三省山西陕西贵州每册加寄费四分，甘肃云南每册加寄费六分，日本暨欧美各国又东南洋诸岛每册加寄费二分。
而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是充满曲折的。1903年6月29日，这一天，上海市民纷纷去街上抢购《苏报》，这一天的头条是《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章里直呼光绪之名，称当时的皇上为“载湉小丑”。不过也是这一天，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将章太炎、邹容等主要负责人拘留。其实，苏报案的发生并不奇怪，最奇怪的是它后来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远远比“苏报案”更加重要。当时清廷的打算是要把被捕者处死，不过外国人得知这样的“犯人”按照中国的法律是“大逆不道”，要遭受“极刑”，如凌迟、千刀万剐等，也拒绝了清廷了这个要求。最后的协商的结果是，清廷可以聘请律师在租界打官司。最后的结果是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徒刑。“苏报案”是中国第一个因言论罪而被政府告上法庭，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降低身份和他的臣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官司。虽然牺牲了一个报馆，但是在舆论上给予清政府一个猛烈的回击。
后期由于同盟会的成立，《民报》成为其代言，孙中山第一次将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驳斥。由此改良派的《新民从报》与《民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为结束。国内的报刊活动又一次活跃起来。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提出了妇女解放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显示了女性对于革命的热情。
同时，民营报纸业发展迅速。《大公报》虽然属于民营，但是享有极高的声望，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被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也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