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商鞅的结局如何？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远房宗族，称为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又被称为卫鞅。因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在商於十五邑，而被称为商鞅。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社会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次，奠定了秦国对东方六国胜利的基础。

一、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令民为什伍”，定“连坐”之法

商鞅把李悝制定的《法经》带到秦国，加以公布实行。并把“法”改为“律”，增加了连坐法，从而把秦献公时实行的什伍制变成相互监督纠发的连坐制。商鞅的法律规定什伍间要“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

受到连坐的奖惩极为严格，“不揭发检举的腰斩，检举揭发的同斩敌人首级一样受到赏赐，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与献公时的户籍制相比，新制度对民众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行按军功受赏的二十等爵制

为鼓励秦人作战勇猛，商鞅规定国家的爵位按将士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官爵的提升与斩首级数相称爵位从一级到二十级，愈高享受的待遇、特权愈优厚。如升到第十级“五大夫”时，赏赐给300户人家的税地，爵位在五大夫以上，除享有600户人家的租税供他食用外，还有权收养宾客，有爵位的人，犯了法，还可以减免，“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贬是指降低爵位，“已”是取消爵位。

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使过去的旧贵族，虽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3）颁布垦草令，发展农业生产，重农抑商

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素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商鞅制定“徕民致策”，招来地少人多的“三晋”之民到秦国垦荒。法令规定：三晋（韩、赵、魏三国）民众来秦国定居，就有地有房，三代免除徭役，不用参加战争，垦荒的特别优待，10年不交纳赋税，“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让秦国人当兵打仗，新来的人种田解决粮食问题，从而使秦国的兵源和粮食问题都得到解决。

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息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著侈品的奇技淫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商鞅并不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在《商君书）的《去强》和《弱民》篇中，都称“农、商、官”为“国之常官”。“常官“是指国家固有的正常职业分工。他所反对的是商业中的“虱官”，即贩卖华丽好玩的物品，即被他称为“美”“好”的这两种“虱官”，也就是“末利”。“末利”并不是指一般的商业和手工业。

（4）推行小家庭政策

商鞅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民众分户，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就要出加倍的赋税和劳役。把大家庭分制成小家庭，成为户头的成年男子就不能再在大家庭的掩护下，游手好闲。这项改革促进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有好处。

二、商鞅在秦国的第二次变法

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国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但是在秦孝公的有力支持下，新法得到推行。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国家中的相兼将军的官职。

秦孝公十二年，商鞅把秦国的国都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武屯镇古城村南）迁到咸阳（今咸阳市东北），进行第二次变法，其内容主要有：

（1）“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旧的井田制

“阡陌”是指1000亩和100亩田头上田界，“封疆”是指田界上的封士堆。在商周时实行井田制，宽1步（1步周尺长6尺，战国时1尺合今23.1厘米）长100步为1亩。百亩的面积是长宽各100步，为一家的授田数，所受的田要定期交换。商鞅“开阡陌封疆”的“开”字，有两层意思，一是破除旧时的田界，二是设立新的田界，杜佑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给一夫。”秦亩比周时扩大一倍多，故要重新设立“封疆”。商鞅变小亩为大亩，重新设立田界，而且此次授田就不再收回，而作为耕者长期固定使用。这样土地就打上私有的焰印，由此封建土地关系就在秦国确立起来。

（2）普遍推行县制

商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还设有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和治安。县一级的令、丞、尉直接由中央任免。我国县一级的地方政权，于是正式确立。县级职官直接由中央任免，县级的行政权、兵权就集中于朝廷，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就建立了起来。

（3）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统一度量衡器的目的是便于征收赋税和给官吏发俸禄，同时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一措施是在秦孝公十八年进行的。这一年，商鞅向全国颁发了一升的标准量器，即传世的“商鞅铜方升”，此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根据器上铭文“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的记载，测得秦时一升的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秦一寸长为2.32厘米，一尺合23.2厘米。

（4）按户征收丁口军赋

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史记·集解）说“制贡赋之法也。”《索隐》引谯周说“初为军赋也。”赋是指军赋，按户及丁口征收。湖北云梦秦简中《法律答问》有“令出户赋”即按户出赋。这是一种“舍地而税人”的措施，目的是限制游食之民。虽不种地的游民，也要缴纳军赋。同时也有限制官宦之家豢养食客，防止他们形成对抗国家的力量。

（5）革除落后的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秦国长期与戎狄后进部族杂居，故保留了不少的落后习俗。商鞅是卫国公族之后，认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于是按照中原的风俗，将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革掉。

（6）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说之士

《韩非子·和氏》篇说，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是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不自秦始皇帝始。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故将儒家的典籍加以禁止，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游说之士们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故也被商鞅禁止。韩非子说他“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是禁止只凭一张嘴而获得禄位的行为，《商君书·壹言》篇说要“贱游学之人”，即要把人们的思想用封建的法制统一起来，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三、商鞅变法的成功及其被杀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两次变法，推行新法达18年，取得得巨大成功，使秦国由一个落后的、被东方各国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商鞅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把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尽迁之于边城”，甚至连太子触犯新法也不宽饶，先黥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后又将太子傅公子虔割去鼻子，由此引起秦孝公太子驷的不满。秦孝公二十四年死去，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一批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乘机攻击商鞅，诬陷他谋反。商鞅逃跑未成，遭车裂而死，并“遂灭商君之家”，妻子亦不得幸免。

商鞅虽被车裂而死，其改革的成果并未丧失，他为秦国制定并付诸实行的一整套新法，却并没有因他本人的死去而废止。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秦昭王时，荀子到秦国后，对范雎说，秦“四世（指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有胜，非幸也，数也”。这个“数”就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法制制度。

据传商鞅被车裂后，其门客收殓商鞅的遗骨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卫国安葬，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国守军截获，当地百姓与守军便将商鞅遗骨草草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后来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为商鞅立了墓碑，上书“商君之墓”。

明嘉靖《郃阳县志》记载：商鞅墓，郃阳（今合阳）县东四十里夏阳（今洽川）。参政彭有诗云“郃阳东去有荒村，卫鞅於今冢尚存。正是天留遗臭在，与人指点骂商君”，虽然这是古人反对商鞅和法家的诗作，但这已经表明商鞅墓位于合阳洽川镇确为历史事实，并且在明朝时期商鞅墓还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