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43岁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和乌台诗案的牵连被捕入狱。

监牢里规定，犯人不能跟亲属过多接触，于是他的儿子只能通过饭菜给他传递消息。

一天，苏轼看见送进来的饭菜里有一条熏鱼，当场吓瘫，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了。

看着盘中的熏鱼，苏轼脸色惨白，嘴唇颤抖，他茫然的直起身来，踉踉跄跄的走到桌前，良久，他迟钝的拿起笔，缓慢的在纸上写下了一首诗，随后，他痛苦流涕不能自己。

然而，第二天，大限之日没有如苏轼料想的那般到来，反而是苏迈提着食盒稳当当的来送饭了，看见长子，苏轼喜极而泣，问道：“昨日那鱼？”

苏迈一愣，当即大惊失色，“昨天的饭菜是鱼？”

苏轼点点头，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苏迈懊恼道：“怪我怪我都怪我，昨日的饭菜，是我让朋友帮忙送来的，忘了跟他说别送鱼了，父亲您受惊了吧。”

苏轼摆摆手，一副尘埃落定的意思，高兴的开饭了。

原来，昨日苏迈正准备做饭，突然发现手里没钱了，他急着外出借钱，就把送饭的事情交给了朋友，朋友素来仰慕苏轼的才情，听闻可以给苏轼送饭，当即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熏鱼给苏轼送去了。

未曾想，这是苏家父子的暗号，一旦送鱼，即意味着死到临头，苏轼受了好一番惊吓，第二日看见苏迈，这才安下了心。

不过，他在受惊之后写下的《狱中寄子由二首》倒是留了下来，其中“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这句，倒是真真切切的表明了苏轼当时的恐惧。

既然苏轼如此害怕死亡，为何会牵扯进“王安石变法”和“乌台诗案”中去呢？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苏轼就是这么倒霉的被牵扯进去了。

“王安石变法”和“乌台诗案”于苏轼，其实是一件事的两个部分。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赵顼虽然年方十八，但已有励精图治之意。当时的宋朝，民困兵弱，国库空虚，赵顼的志愿，就是扫除北方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于是他继位后的第一步，就是要实行变法。

王安石早在1058年的时候就已经上书朝廷提出了变法主张，赵顼继位后，即刻重用王安石。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军事、政治等领域，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论动哪个领域，都会掀起惊涛骇浪，理所当然的，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这就是大家常有耳闻的“新旧党争”。

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各种利益。在赵顼之前，宋朝历代皇帝都对权臣礼遇有加，因为宋太祖是凭借武力夺取政权走上帝位的。

他登上帝位后，担心自己的子孙会保不住帝位，所以他多采用“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来收回武将的兵权，为了弥补他们，他赏赐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给对方。

然而，等到了赵顼这一代，宋朝国力空虚，百姓民不聊生，权贵大行其道，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于是变法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苏轼在这场变法中扮演了一个牺牲者的角色。苏轼并没有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他跟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强调变法。

而苏轼则主张革新吏治，苏轼认为王安石的主张里有很多弊病，于是他上书朝廷，希望能得到重视，但是他的这个举动无疑是在打王安石及其新党的脸，于是苏轼成了新党的眼中钉。

倒霉的是，苏轼跟保守党也不亲近。苏轼的才情，不仅在当今社会让人钦羡，在当时的宋朝，也是人人称赞的程度，但是成也诗也败也诗也，他在文学造诣上的突出，极大的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见解，新旧党争期间。

苏轼不站队，但他的政见不被人重视，旧党视其为无物，新党视其为眼中钉，倒霉的事情说来就来。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后，他给宋神宗写了一篇表文，其中有些许话，带有一点个人色彩的意思，例如有“自己不能陪新法前进”、“老了没有用”这种话，这本是文人自带的自嘲风格，但新党派的人却瞧见了机会。

他们在苏轼过去的诗作中寻找，硬是找到了几句他们认为有“嘲讽朝廷”之意的句子，赵顼信以为真，命人将苏轼抓捕，带到京师审问，其他相干人等也一律受到了牵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事发后，苏轼被关入大牢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对自己的死期有所准备，他这才跟长子约定了送鱼这一暗号，只是，鱼的误会好解除，被诬陷的罪名可不好澄清。

后来，基于宋太祖时定下的不杀国士的策略，以及王安石的“不支持杀苏轼”的态度，苏轼勉强躲过了一劫。

此后，苏轼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从过去忧心政事的官吏变为了一个喜好游山玩水的诗人。

虽然官职还是有的，但苏轼明显将生活重心放到了自己身上，我们现在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诗句，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政途不通就走文学之路，苏轼照旧凭借才华流芳千年，就是不知道，他九泉之下作何感想了，会遗憾自己的仕途不顺吗？会感慨自己条条大路通罗马吗？管他呢，顺势而为，方为人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