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之祸竟源于桂林，一场兵变(桂林戍卒起义)如何将大唐推向深渊？
在宋代著名官员、文学家宋祁所编撰的《新唐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祁的这句话指代了唐朝的灭亡由建立“大齐”的起义军领袖黄巢而起，而这场震摇国本的动乱则最初起于桂林即发生于唐咸通九年的桂林戍卒起义。
当时由于中原王朝长期地面临西南方向如南诏等国以及吐蕃的军事压力，长期对于西南地区用兵，百年来的战乱也为这片地区带来了长久的社会生产不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也因此中原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掌控力度较为单薄。在这样的现状下，就需要不同的制度来弥补不足，不同于中原地区郡县的普遍设立方式。
唐王朝在西南地区如广西、贵州等地区采取了类似初唐时期唐军于陇右地区采取的依托堡垒形式建立防守体系、点状驻兵的方式。
因此，在整个中晚唐时代，大量朝廷征调的卫戍部队广泛驻扎于西南地区的诸个主要郡县以及军事堡垒，这里的桂林戍卒起义便是由这些驻扎桂林当地的士兵所发动的。
由于当时李唐王朝孱弱的军事实力，对于西南地区的实际掌控就需要依仗大量的卫戍部队前往驻扎，而与此同时囊中羞涩的李唐王朝又难以调拨军费钱粮来保障广大卫戍部队的生产生活水准。
因此大量的卫戍部队只能在驻扎训练之余，参与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此来弥补朝廷在军事经费和生活保障方面的不足。而同样是因为经济原因，唐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军事调动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支援，因此大量的卫戍部队并不能在卫戍期满后及时地完成换岗换防，整个西南地区广泛存在着卫戍部队长期驻扎又缺乏物资保障的情况，这也引起了大量基层士兵的不满情绪，为后来的桂林戍卒起义滋生了反抗的土壤。
当时，驻扎桂林的卫戍部队大多来自于徐州、泗州等淮河流域地区，由于长期驻扎又得不到朝廷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对于家乡的思念占据了部队上下军士的内心。
在这批卫戍部队之中普遍诞生了极为不满，乃至于敌视朝廷的思想。于是在唐咸通九年七月（公元868年），众人杀进官府，诛杀了本地的唐军将领和地方官员，推举庞勋为首，带领着广大士兵，准备北返家乡。
随后转战多地，经由湖南、浙西最终进入淮南，先后攻克宿州、徐州，在淮淝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动荡。桂林军多次击败唐军主力，极大地振奋了其他起义农民的士气。
大军占据彭城后，呼吁天下军民反对唐朝的暴力统治，一时间呼应者甚众，许多农民起义军纷纷来投，部众的人数也迅速膨胀至十余万人。
随后起义军向北进攻山东地区，向西攻略河南，向东洗劫浙江地域，在整个中部地区掀起一股起义的浪潮。后来由于遭到朝廷的大力镇压，庞勋在抵抗的过程中战死，起义军的队伍随后也四分五裂，最终都裹挟在一起，参与到了黄巢反抗李唐王朝统治的队伍中去了。
那么为什么说这次桂林戍卒起义震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呢？
这场起义虽然仅仅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场起义为随后唐末农民起义的浪潮提供了典型的模板和范例，以实践的方式证实了武装反抗李唐王朝统治的可能性。
而后庞勋多次正面击败唐军主力的战果也为后来的农民起义军们展示了唐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起义军的士气，点燃了广大南方地区被李唐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压迫下人民心中的怒火。
同时，为了镇压庞勋的桂林起义军，唐王朝积极调动江淮地区的唐军主力，军事调动频繁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的重量，显而易见地中央朝廷也并不具有为镇压义军提供财政支持的经济实力。而过于频繁的针对农民起义发动战争也极大地影响了江淮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大片农田沦为战场。
财政的短板加重了税收的压力，而粮食荒芜引发的饥荒又加剧了起义的进程，最终迎来了“黄巢起义”。
就像滚雪球一般，连锁反应式的农民起义最终将李唐王朝淹没在人民的浪潮之中。
所以我们说唐朝灭亡的祸源，就起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