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巨富商人，白日诱奸民女未成，自己却诡异身亡，引发离奇案件
在朱元璋的眼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他眼里连最普通的工匠都不如，朱元璋认为商人就是投机倒把的典型，他们不创造财富，仅仅是财富的搬运者，就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在朱元璋看来，这些富裕起来的商人还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喜欢从农民视角考虑问题的朱元璋眼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虽然不懂什么现代经济学理论，他要把一切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于是，他规定了一个让我们看来十分荒唐的政策，在穿衣问题上，朱元璋允许农民可以穿绸、绢、而有钱的商人只能穿绢和布两种廉价材料的制作的衣服。这就导致了没钱的农民穿不起绸、绢。而有钱的商人没资格穿绸、绢。从朱元璋过世之后。这个政策才被逐步放松。不能不说朱元璋的政策不对。但从此事的情况来看，也许你会认为朱元璋做得很对。
事情发生在大明王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一年，山东济南府秋十月，在济南府驻地有不少军户驻防当地，当然也有其他人，其中就有我们主人公顾春及母亲蔡惠能母女、刘鹏与妻子李氏及儿子刘七保。这两户虽然没有见过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两家在济南府卫所的刘百户的出租屋中偶然相逢，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情。乃至彻底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
军户是朱元璋所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
每“卫”设置正三品指挥使1员，从三品同知2员，正四品佥事4员，从五品卫镇抚2员。卫下每“所”设正五品正千户1员，从五品副千户2员，正六品百户10员，从六品（所）镇抚2员。以上均为世袭。
一般卫由卫指挥使率领，下辖5个千户所，一个千户辖10个百户所，一个百户下辖2个总旗,共112人。事情就发生在刘百户所在的卫所。
刘百户虽然官不大，但却是当地卫所最高军事长官，这个出租的房子是刘百户的私宅，这套房子很大，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一套大别墅。刘百户不仅全家住在这里，而且还兼营做买卖。将空出来的房子对外营业，有长租的、也有短租的，而且还包揽旅店业务。由于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所以说所有的住客都需要自备铺盖、毡被等寝具。以经商为业的刘鹏携带经商的货物、金银细软以及部分私人盘缠路过此地，在10月10日就入住刘百户出租的一间客房。刘鹏所租住的院子当晚一共有28位客人住宿。而刘妻李氏、儿子刘七保住在另一座院子里。从事情的进展来看，一家人住房分散，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一个客观原因。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住所，安全都是刘百户的安排亲自守卫，一夜无话。
但就在第二天，李氏迟迟不见丈夫刘鹏起床会合，不禁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夫妻二人早就约好了，必须早起要在中午赶到沧州府。但现在老公一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走到老公所住房叫门。李氏看见房门虚掩就推门而入，室内的景象惊得李氏瞠目结舌，只见自己的丈夫刘鹏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显然已经气绝身亡，身体有多处紫、赤色伤痕，房屋前、后墙壁都溅上鲜明的血迹。再环顾四周，除了昨晚使用的铺盖、毡毯已经随身衣物之外，其他原本存放在房内的货物、金银细软全部不翼而飞了，丈夫死了。
李氏看到这一幕顿时失声痛哭。儿子刘七保听见母亲的哭声闻讯赶来，见证了父亲的死亡现场。母子二人抱头痛哭悲痛欲绝、呼天抢地。这就什么都不用说赶紧报官吧，济南府历城县三班衙役就来到刘百户的出租屋调查这起凶杀案，衙役首先就开始挨门挨户地询问与刘鹏同院居住的另外27名住客的情况，分别开始询问一件事情：“昨日刘鹏遭遇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可曾听到什么，或者看见什么？”
明朝打压商人，可以说，历朝历代的商人中，明朝商人是最苦的，最不受待见的一群人，挣钱虽然多，但受的苦也多。明朝的行商谋生不容易。而就在现在，昨天还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大商人刘鹏今天就死于非命，李氏和儿子刘七保对此是极为愤慨，反正商人有的是钱，母子二人上下疏通，这种急于为刘鹏缉凶雪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说案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刘鹏做的是什么生意。观察一下是不是因为经商遭遇了不测。
刘鹏不是本地人，他是陕西人。在明朝的时候，陕西当地出产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农、牧、林业产品，如农牧业混合区——陕北的牲畜、皮毛，农业发达地区——关中的棉花、蓝靛（一种药草兼植物染料）、柿饼、粮食、清油、麻油、草帽、竹制品，陕南林业区的木材、木耳、食用菌、木材、桐油、漆油、药材等。与此同时，古代陕西因地理位置局限，手工业工艺水平提升相对缓慢，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制成品如丝绸、“标布”（棉布）等依赖东南沿海和其他省份输入。也就是说陕西只能出口原材料。出售到外省之后进行加工为成品。
就这样，陕西与外省互通有无的需要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刘鹏干就是把陕西的原材料出售到外省，然后再把外省的成品运回陕西贩卖，一路之上可谓十分的艰辛，风险很大，刘鹏以及和他一样的商人必须付出更多的辛劳、承担更大的风险才有可能赚到钱。所以，在公堂自上，李氏和刘七保母子多次强调：刘鹏为了这个家，东奔西走、披荆斩棘，历尽艰辛，风餐露宿。风风雨雨数十年。作为直系亲属。要求必须破案，严惩凶手，不能接受刘鹏不明不白的遇害，一定要替他讨回公道。县衙对于李氏和刘七保母子的遭遇自然也是十分同情，一再表示一定破案严惩凶手。
可是，县衙一番调查下来，汇总上来的情况多少有些令人诧异，调查显示，与刘鹏同院居住的另27名住客众口一词，声称没有听见反常的动静、没有看见特别的事态、没有任何线索可提供，也也没有任何意外，总之就是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这真是奇了，难道这27名住客都是long子，瞎子。这些人与刘鹏素未平生，也不至于如此冷漠吧，这原因出在哪里呢。
由于没有任何线索，案件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刘七保在腹议历城县无能之外，也开始自己琢磨父亲是如何遇害的，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推断：刘鹏随身看护的贵重财物金银细软都不见了，显然是被凶手掠走，这是一桩典型的图财害命。问题是，同院住客不提供任何的线索，表现得极为不正常，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推导，而能够有此力量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这幢出租房的主人——房东刘百户。刘七保认为，刘百户与此案脱不了干系，即便不是凶手，也一定是元凶主谋。
卫所武职本来就“世袭罔替”，这里面肯定会出现不能胜任的军官，也不乏地痞，无赖，恶霸。这些人仰仗祖上挣下的一份长期饭票，获得的不劳而获的职务。而本职能不能胜任就谁也不知道了，例如这个刘百户，真的要面临战争让他临战指挥，恐怕后果谁都知道，但你如果让他做生意。也许比谁都能干，这刘百户不知道练兵，但做买卖却有一手，几年之间，已经成为整个历城县最大的包租公。而这一切就是凭借他家这一祖传“饭票”、依靠他的影响力，称霸一方。卫所武职的基层武官人品优劣不一、德行良莠不齐，有一部分人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刘七保估摸着，刘百户就是这撮害群之马当中的一匹，仗着卫所背景、勾结绿林强盗搞起“黑店”勾当。凝聚县城里的败类，结伙作恶。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得给他几分面子，房屋租赁业、旅馆业还真是很适合他。即便是历城县衙也未必敢惹他。
因此在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刘七保将刘百户告上县衙，指称，刘百户作案的可能性最大。面对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刘百户自是不服。断然否认。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县衙开始了二次调查，终于查获一条重要线索。但这一条线索对于李氏、刘七保母子来说，显然很不利，会造成极大的感情冲击，因为刘鹏的死亡有可能是咎由自取。原来刘鹏同院住客顾春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供称：“在事发当晚，夜幕尚未降临之时，刘鹏在其住室内饮酒，也许是喝多了，后来居然提着酒溜进我的房间（顾春），而当时房内只有蔡惠能（顾春的母亲）一人，刘鹏借着酒劲以言语调戏蔡惠能，企图诱逼蔡惠能与其XX。蔡惠能自然不从，奔出房间大声呼救。顾春闻声赶回，看见母亲被刘鹏调戏，勃然大怒，立即抓住刘鹏拳打脚踢，打得刘鹏哭爹喊娘，受伤求饶。鉴于蔡惠能并未受到实质侵害，又加上是住在旅店，顾春不想惹是生非，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就就此罢手。然后双方散去，各自回房就寝。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刘鹏居然死了。
对于顾春的说法，同院其余的26位住户的反应依然是一问三不知。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顾春能把男子刘鹏打得抱头鼠窜，必然是一位健壮勇武、强悍泼辣的妇人，相比之下，刘鹏比较瘦小孱弱。顾春母女之前三缄其口，估计是不愿过多张扬这种关乎女子名誉的事，尤其是撞上刘鹏丧生的突发状况，不想卷入命案。只好向衙门讲述缘由，但顾春也只承认自己打伤了刘鹏。但衙司却认定刘鹏系受其殴打致亡。刘鹏虽然意图行为不轨，而且单一口供。即便是真的，顾春已经制止其行动，在此情况下，依《大明律》不允许任何人再对刘鹏实施殴打致其伤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顾春是防卫过当。
依《大明律》规定，顾春将其殴毙，要按斗殴致亡处以绞决。假设刘鹏的行为触犯死罪，顾春将其殴打致亡，也要被处以杖一百、至于刘七保，县衙判定他诬告他人。他报告其父刘鹏遇害的相关情况属实，但针对刘百户的陈述却属虚假。因此，历城县判顾春斩立决。家产充公。顾春对此自然不服，上诉到了大理寺。
大理寺自然驳回历城县判决，原因就一点，顾春作为一个女性不足杀人，济南府在接到回文之后，也觉得十分不正常，顾春责打刘鹏时还在“白日”，蔡惠能此前跑到院子里惊惧呼救，声音都传到了顾春的耳朵里，同院26名住客却没有一人看见、听见任何东西，无论如何都不正常，只怕另有隐情。可能存在显而易见的串供行为，而具备这种能量的就是刘百户。经过济南府的细查终于查明真相，是刘百户见财起意、臣子刘鹏被打之后，警惕性降低的情景下，入室将刘鹏杀掉，并要挟26名住户不得声张。意图栽赃嫁祸顾春母女，而且收买了历城县上下。就此济南府依《大明律》判（大意）刘百户革去军户，斩立决。家产充公。历城县县令革职查办。大理寺同意了这一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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