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开始,死谏成为了文人走投无路之时的最后一道绝路。因为屈原的万古流芳,死谏似乎也和"名留青史"画上了等号,也成为一代代文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死结。自古强谏多为寻死路,而文人们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性命能够扶大厦于将倾,那么牺牲自我又有何妨。这种思想一直发展到了明朝,因为时代背景,明朝的"死谏"名臣数目庞大,非常典型,甚至出现群体死谏的现象。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明朝那些死谏之士。难以驾驭"的谏臣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选择加强皇权,废除宰相,为自己的儿孙们留下了一群难以驾驭的文臣。朱元璋是一位草根皇帝,在正儿八经参加起义之前,甚至没有好好读过一本书,受到正规的教育,而这位皇帝却十分看重文臣的作用,让"善于纳谏"四个字留在了明朝各届皇帝的行为典范之中,当然了,能不能真正实施到位,还是要看皇帝个人的。
虽然后世的人们总是诟病明朝的皇帝贪玩、不务正业,其实明朝皇帝之所以能够有培养兴趣爱好的闲情逸致,也是因为明朝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明朝的内阁制度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很接近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当时的言官们在朝堂上争吵,甚至打架斗殴都是普遍现象。
明朝的言官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而另一个不得忽视的团体——宦官,和他们形成此消彼长的两股势力。此时,文臣群体开始分裂,一部分依旧坚持进谏,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另一部分开始依附宦官,在明朝中后期成为宦官乱政的推动者。
正是由于以上的历史背景,明朝的死谏言官更多、更典型、也更加难能可贵。
那些死谏的名臣
皇帝们对言官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政治的开明度和朝堂的政治风向。
在明太祖时期,朱元璋因为看不惯孟子"民贵君轻"的言论,竟然下令废除孟子"亚圣"称号,将孟子像从孔庙之中移出来。朱元璋此举便是要在天下人面前彰显君主权威,刑部尚书钱唐偏要对着干,向朱元璋进谏道:"我就是要为孟子而死,便是死了也光荣。"臣子如此不给皇帝面子,朱元璋自然是恼火至极,却还是打消了移除孟子的主意。
朱元璋多少是讲道理的,但是也杀了不少死谏之士。比如御史王朴遇事总要和朱元璋争论,朱元璋要杀了他,后来后悔了,将他召回来给他个台阶下,认错就行。王朴却道:"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明太祖就如他所愿将他杀了。李仕鲁对于朱元璋的执政行为多有看不惯的地方,将笏掷于地上,骂朱元璋"舍圣学而异端(佛教)",只求一死。蒋文旭在朱元璋将皇位传给朱允炆之后,亦大骂朱元璋"传孙不传子",最终也是一死。
建文帝时期,应为朱允炆天性温良,所以很少和臣子闹得不愉快。明成祖得位之后,对儒学大士多有打压,方孝孺被灭十族,建文帝旧臣亦是遭遇了"瓜蔓抄"。朱棣对于死谏之士基本不会手下留情,在他起兵、迁都之时,上言阻止的文官都没有好下场,这多归结于朱棣对于皇权的极端渴求。
明武宗是朱厚照是明朝出名的荒唐皇帝,先有宠臣刘瑾,后有奸臣江彬。正德十四年,武宗因拟定南巡享乐而引起了群众的集体进谏。据史料记载,群谏者有"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朱厚照大怒之下将五十人杖刑致死,一百七十人罚午门五日,六人送入诏狱。君臣矛盾一度尖锐,而进谏之人源源不断,有又有百余臣子受杖责,又有十一人死于杖刑之下。最终,明武宗放弃了南巡计划。
明朝另一个死谏之臣频出的高峰期就是在嘉靖年前。嘉靖帝刚刚即位之时,想要下诏要追崇所生,因为大礼之争而下狱的臣子多达一百三十四人,杖死十七人,著名诗人杨慎就因此案被终身贬黜。嘉靖帝在位四十余年,因喜用柔媚之臣,严嵩专政长达二十余年,满朝皆是和严家沾亲带故的官员。阴暗的朝政之下,便更显忠正之臣。出身贫寒的杨继盛,三十二岁才考上进士,因为谏言批判严党被贬,不服,再谏再贬。严嵩心急,欲与之交好,他却上书《请诛贼臣疏》,大骂严嵩十恶五奸。杨继盛受杖刑后,在狱中以瓷碗碎片割腕而死,见者落泪。嘉靖四十五年,清官海瑞登场,一封《治安疏》震惊朝野,民间对朝中死谏言官的推崇到了顶峰。
结语
而在明朝这些死谏的名臣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不屈从的灵魂,一个始终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团体。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为封建专制制度保驾护航,他们骂君主是为了君主能够名垂青史,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但在暴君杀了一波又一波谏臣之后,他们依旧敢于进谏,并且将此视为光荣,死得从容。
中国一代又一代有气节的文人,他们忠于君主,却代代传承着相同的抗争思想,皇帝可以任用他们,但永远不能在精神上奴役他们。于他们而言,"生死"永远小于"忠义",在历史长河之中,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问心无愧"罢了。
参考资料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任崇岳——《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中州学刊
陈秋云——《中国古代言谏文化与制度研究》
蔡明伦——《明代言官勇谏原因考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李绍强——《明代的廷杖与谏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