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理想现实一样不一样，大时代下的唐玄宗
古代彗星出现，要么帝王降临要么祸端迭出。
自从有了天人感应说之后，这样的典故数不胜数，果不其然这彗星也带来了变故。曾受迫于母亲武则天权威，两让天下的唐睿宗李旦决定三让天下。
（盛世大唐）
继承人则是他雄心勃勃的儿子李隆基，一个将大唐引向巅峰，也带进沟里的人。
刚一上位，李隆基就雷霆出手，发动了清除奶奶余党的政变。
太平公主不太平，大唐女人退二线。女强人主导大唐半个多世纪局面，回归了正轨。
回归正轨后的大唐，迎来了属于李隆基的时代。
这个时候的大唐到底如何？
（励志青年）
一：贞观遗风
李隆基继承的大唐，看上去强盛无比，却也问题多多，状况并不算好。武周时代结束后，帝国政治走势一直在动荡，政变迭起也引得朝堂上野心家投机者左右逢源。
取巧之人多佞幸，顺带又让奢侈荒淫之风弥漫整个贵族阶级。
政治上投机者冒头，风气上奢侈泛滥，经济也必定会受影响。
虽没崩溃，但频繁自然灾害也使得民不聊生，土地兼并加剧，流民四起，内忧无数。
随内忧而来的，还有外患。渐渐强大的吐蕃蠢蠢欲动，突厥也不时骚扰，至于发展中的契丹，也时不时过来打秋风。三大外敌敲门，对谁唐朝都没有必胜把握。
如此内忧外患，让无数人怀念起太宗时代万国来朝，还有那“贞观之治”。
为了挽回民心，为了恢复民志，初登大宝的李隆基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像太宗看齐的决心，誓言恢复贞观之治。
二：玄宗理政
由后世来观，很多人都有种感觉，那就是李隆基施政风格和李世民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李隆基和李世民都算不上事必躬亲上位者，几乎从不介入具体事务执行，而是听取汇报为主。他们的精力主要致力于政治秩序的构建和大方向的把握。
其次：李隆基将高宗朝时代出现的密谋政治，暗探政治风气扭转，政治决策的透明度放开，恢复了贞观时代史官、谏官地位，政治氛围越发开明。
（开明专制的玄宗）
再次：李隆基和李世民共性就是皇权保留对律法尊重。减少干涉律法执行，将武则天、中宗时期皇权对于行政横加干涉的风气扭转，让政治氛围变得稳定而有据可巡。
最后：李隆基、唐太宗还有共同爱好，就是重视文化发展，致力于意识形态建设。太宗时，君臣经常举办文化宴会，皇帝和臣下诗友坐而论道，因此诞生不少名篇。
武则天、唐中宗时因为压抑的政治风气，宫廷文学宴会虽依旧盛行，却成了阿谀奉承之所，诗人变成倡优，他们为了争宠勾心斗角，毫无文人士子风骨和体面。
李隆基上台后，阻止了文人逢迎阿谀之风，给予无数有才臣子以尊重。知识分子又一次获得了和帝王坐而论道讨论治国的权利，而不再是皇权玩偶。
“翰林学士”也从倡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士。如此层层递进举措之后，开元时代的政治风气，越来越趋近于贞观时代。
唐朝也在恢复了元气的政治空气中，恢复了跳动的脉搏，步入了正规！
（恢复生机的王朝）
三：齐民心聚民意，如何做？
恢复元气的政治空气，让唐朝顿时有了拨乱反正的感觉，有这感觉后，该做什么？
按顺序而言，应是！
第一：齐民心，确立意识形态
第二：复经济，进行经济改革。
第三：肃吏治，改革吏治选拔。
这三个方向，从内到外面面俱到，都是国家实力恢复的关键。
首先：意识形态上。
唐玄宗重新确立了儒家治国理念，不仅如此还亲自撰写《孝经》将儒家孝道通过书籍传播，顺带宣扬自己皇族兄弟“兄友弟恭”关系和睦。完全不记得，唐朝无数政变和骨肉相残。
尊孔尊儒后，唐玄宗对于佛道两家也并无排斥尊崇有加。
这一点和唐太宗时包容并蓄的宗教观，高度一致。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并不信这些，而李隆基是真信，特别是“祥瑞”和谶纬之言，在唐玄宗时代很有市场。
（尊儒）
其次：复经济，进行经济改革。
唐玄宗统治时期，对于财政问题一直保持了高度重视。
有鉴于执政早期，无数商人私铸钱币风盛行，源源不断的私铸货币不断流向市场，冲击唐朝中央货币同时也引发了经济生态的混乱。面对如此局面，唐玄宗一上台就主导了对私铸货币的战争，历经数次强令收缴私人劣币重铸举措。
却引发大商人反弹，他们人为制造恐慌，制造交易困难，囤积曲奇后，政府无奈只能改禁为限。
问题尾大不掉后，唐玄宗另想了两个办法，第一“括户”，第二“节级转运”。
这两高端大气看不懂的词语，其实用一个成语就能诠释“开源节流”。
开源=括户：意思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人口数据，各种隐匿或逃亡人口，政府既往不咎，不仅不罚，反而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重新登记，这无数隐匿逃亡人口，就成了国家税赋新来源。
节级转运=节流：意思是，通过改良运输方式、仓储、流程，将南方税赋和粮食以较低成本，较少损耗运输到中央。让原本路途上的大量损耗，都成了国库收入。
这一系列改革，在宇文融、裴耀卿等财政精英主导下，顺利施行，虽然他们也有不少人，因为占据肥差有了贪污名声，不过这一切在财政利益面前，也不算什么了！
务实的唐玄宗深知治吏根本，非口号而是实干，这又和后续唐玄宗吏治改革挂钩。
（经济繁荣的玄宗朝）
最后：整肃吏治
如说唐玄宗时代按施政而言，什么最优秀，那绝对是吏治建设。
好皇帝和为民的政策，如果没有合格官吏去执行也是伪命题。
最后好经绝对念成了恶法。
深知吏治重要性的唐玄宗，在科举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唐朝时官员选拔制，原本是科举海选，再通过铨选二次选拔。参与科举高中的人，就有做官资格，至于做啥官，则要通过铨选来定。
这铨选则是属于三类人的舞台。
第一类：科举高中者，第二类：高级官僚子弟，第三类：表现优异的低级公务员和等待改任官员
这三类人可谓可有特点。
科举属于新贵，高级官僚属于旧贵，低级公务员改任官员则是给官员以奔头。涵盖了大唐官场的方方面面，还照顾了阶级利益，上升诉求。
但却有个致命问题，能做官的越来越多，职位有限，预备官员太多位置不够！
（人才机制变化）
这几乎是历朝历代都会遇到的问题，而唐玄宗的解决方法可谓巧妙。
首先：开元十八年，在吏部尚书裴光庭建议下，唐玄宗借鉴北魏经验，改革了选拔办法，无论中下级官员任期政绩如何。在任职期满后都要停职数年，等待一个选拔期，选拔期过了后，如果没有作奸犯科重大问题，一律拔高一级任职。通过人为调整，一次性将国家中下层官员数目扩容一倍多，官员预备人才也安于稳定在体制内。
其次：所有一刀切的政策弊端，唐玄宗也考虑到了。
为了人才能物尽其用，唐玄宗还特设各种考试，让不甘心等待轮职的人才参与考试以晋升，相当于给特殊人才开绿色通道。甚至为了充分锻炼人才，经常让中央京官和地方官互换任职，锻炼治政能力。
（唐朝文官）
再次：进行官员俸禄制度改革。
唐玄宗时，创造性的将政府财政和公务员工资挂钩。所有地方政府，都专门设置“公廨本钱”款，这个制度初创与南北朝隋朝，用的最好时候则是玄宗时代。
具体就是以“公廨本钱”专款为商业借贷资本，通过借贷利息，作为公务员工资来源，甚至公务经费来源。通过资本再利用，节约公务经费支出，也创造了财政收入。
最后：改良“分职设官”创立“使职差遣”制度。
这两制度也能用两成语形容，“分职设官”，就是责权划分，“使职差遣”，就是特事特办。
“分职设官”算中国政治传统，三省六部制就是这个设置延续，每个官员都有他任职部门，专人专事。但这个制度弊端也很明显。官员职责甚至部门都是固定的，办的事情也是固定的。
这一切都固定了，对于新事务就会有认知偏差。
社会形势、政治环境甚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新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多部门协同。协同就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多个职能部门配合的事情。
（唐朝制度）
这就难办了，谁是头？谁的责任大？谁做什么？都不清楚！
一配合后，就不断出现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甩锅事出现，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务实的唐玄宗决定用“使职差遣”制度解决！
这个制度特点就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代表自己全权处置事务，这官员就是“×使”。直接有凌驾于各部门之上权威，统合各部门后，行政效率就此空前提高。
最著名的“节度使”制度，就是如此特事特办基础上诞生的！
玄宗后期，原本临时编制的“使职差遣”慢慢因各种新问题出现，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固定，进而成官僚机构主体，节度使成了常任官员，甚至连宰相任命也使职化。
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变趋势开始，原本以职能分工为中心处理政务的中国政治，开始走向以事务统筹为中心的新时代。
政府行政效率大大提高，这个制度也被后来的宋朝全盘继承。
（唐朝版图）
四：开元盛世性格特点
经历过思想文化、经济改革、吏治整顿创新后，唐玄宗时代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一切渐进式变革中，唐玄宗将自己干练务实、致力创新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不是一个如唐太宗一样，即有卓越政治才能，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唐太宗的成功基于对传统的坚持，而唐玄宗的成功则源自治理举措行政上的不断创新。
简而言之。
唐太宗看中道德兼顾才干，道德在前才干在后，他以此要求自己。
唐玄宗看中才干看轻道德，才干在前道德靠后，他以此要求臣下。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太宗时，有道德楷模魏征，有贤相房谋杜断长孙无忌。
唐玄宗时代，则多圆熟干练、富于行政能力的干臣能吏，至于德行，则差了太宗时代不少，比如著名的李林甫就以“口蜜腹剑”声名狼藉。但他却是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一个以老辣周到深谙人心闻名的权臣，就连不安好心的安禄山都对他谨小慎微。
理想主义的太宗贞观，现实主义的玄宗开元，这就是两个大唐帝王最大区别吧。
（唐玄宗的疑惑）
五：盛世瓦塌背后，大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性格之变。
玄宗时代，充满现实主义色彩，也充满实用主义色彩。这个时代最大特点就是务实，也因务实，而变得功利。
皇帝不论德行，仅看手腕，宰相不看下属德行，看办事能力和逢迎能力，如此层层传导后，整个朝代因高效的办事决策获得繁荣，也因功利的政治氛围而隐患无数。
可这是一朝一夕，甚至玄宗时代几十年就引发的结果吗？不不，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史，经夏商周古典时代，秦汉第一帝国时代后。在胡汉杂糅三百年动乱分裂中迎来了浴火重生的隋唐时代。隋唐时代，和夏商周，甚至秦汉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
唐朝是破而后立，进而飞速发展的时代。
随胡汉杂糅，文化交汇，包容并蓄成大唐气质。
随江南经济发展，中国传统经济中心也不断南移。
随印刷术普及，知识不断下沉，民智开启成时代旋律。
随官制改革科举完善，统治阶级扩大，庶民政治走上前台。
知识传播，阶级流动，经济中心转移，民智开启，相对宽松的舆论氛围。这一切在大唐产生了一系列化学反应，也不断出现新问题。既有的，顾我的思维如何能应付这不断变革的时代，由此才有了唐玄宗的顺势而为，不断的制度性创新出现。
（年表背后的时代趋势）
可是，这所有的制度性创新和超前举动，却有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无论如何务实的君王，依然无法逃脱私欲的束缚。
他为国为民，执政手腕高超，可他依然有私心，依然会担忧大权旁落，依然会担心儿子威胁，依然会受小人蒙蔽。
于是，一个精明政治家，年纪越大，越懒散，越不愿下场控盘，反而将一切委任。最后所托非人，前期一切的轻信和创新都害了唐玄宗。
实事求是的说，唐玄宗拥有巨大的人格张力，用一己之力成就一个宏大盛世，却又让这盛世如昙花一现。不得不感叹，当盛世基于个人时，这个盛世不过瓷娃娃而已。
盛世长存，制度先行。
（盛世难久）
参考书目：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资治通鉴》
《新唐书-选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