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科举制成了束缚读书人思想的制度,诸如此类的还有实行八股取士等措施。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还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有很多,根据史书记载,朱元璋因为文字犯忌讳处死了大量文人,且朱元璋的忌讳的文字很多,明朝的官员、百姓等取名都要进行避讳。
例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都在需要避讳的字的范围之内。众所周知,大明的国姓是“朱”,那民间百姓吃猪肉该怎么避讳呢?则想过一个办法。
古人的文字避讳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尊崇高尚的道德,重视礼仪规范,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中国也因此被称为“礼仪之邦”,享誉四海。
先秦时期,孔子提出“复周礼”,恢复周代礼乐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实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系统和登记系统。为了实现恢复周代礼乐之制的目的,孔子提出了一个极富个人特色的想法,即“正名”。
由于当时的人们并不在意恪守己位,容易做出僭越之事,孔子特意提出“正名”主张,就是要纠正、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让人们安分守己。
“正名”这一重要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周代礼乐制度基础之上的。周朝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宗法等级制度,要治理好国家,只要人们都能做到安分守己就可以了。
礼乐制度的确立奠基了等级制度的形成,从此,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大抵是从这时开始的。《红楼梦》中,林黛玉写母亲贾敏名讳时,会缺笔以表敬意。
《琅琊榜》中,静妃也是通过梅长苏在《翔地记》中的批注,对长者名讳减少两笔而认出林殊的。按照古人的想法,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字就越需要避讳。
而皇帝作为位高权重的统治者,坐拥天下,因此皇帝的名讳更是禁忌。历朝历代,最敏感的字,莫过于皇帝的名讳,他使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专属的,别人不能用。
大兴“文字狱”
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君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文人墨客稍有不慎,就被牵连其中。朱元璋时期,徐一燮在献给朱元璋的万寿节贺表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然而,到了朱元璋这儿,他却认为徐一燮在嘲讽自己。因为在皇帝眼里,“生”同“僧”,而“光”字意味着光头,加起来就是嘲讽自己当过和尚。
不巧,方言中“则”与“贼”同音,暗讽朱元璋为贼。结局很明显,徐一燮被皇帝杀了。朱元璋晚年时期,大臣因个别字触犯龙颜被朱元璋斩首的比比皆是。
到了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人都难逃一死,林元亮在《谢增俸表》一文中写“作则垂宪”,而“则”与“贼”同音,于是被斩首;蒋镇在《正旦贺表》中写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音,于是被斩首。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到了满清时期,皇帝和贵族为了维护制度,变本加厉地强化君主专制,镇压对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打压异己。
清代文字狱,从顺治到乾隆,共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手段之残忍、杀戮之血腥,都是空前绝后的。
据史籍记载,仅康煕、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就达到几十起,如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案、朱方旦案;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案、谢济世案、吕留良案;乾隆时期的王锡侯案等等。
这些都是空前绝后的大案,牵连甚广,死亡人数甚多。诗人龚自珍在《咏史》中曾写:“避席畏闻文字狱”。简单来说就是读书人因为害怕文字狱躲得远远的,不敢说话。
国姓如何避讳
正是由于“文字狱”盛行,读书人不敢随意表达己见,百姓们也是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了话招来杀身之祸。可是,大明的国姓是“朱”,那民间百姓吃猪肉怎么避讳呢?
既然不能明目张胆说“猪”这个字,百姓只得用“彘”“豚”等字来代替“猪”字,对国姓“朱”进行避讳。或者干脆给猪起个洋气的名字,称作元宝肉,只是这种称呼在民间似乎不太常用。
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时期,为了避讳国姓,明武宗下了一道荒唐至极的圣旨,那就是“禁猪令”,明武宗颁布“禁猪令”的理由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大明国姓是“朱”,要避讳。其次,明武宗自己是属猪的,不管是杀猪还是养猪,这类词汇对他来说很不利,因此他便下令“全国禁猪”。
诏令一发,官员们立马到民间去将猪都杀光,不仅要杀,还要严惩偷偷养猪的,正是由于这道“禁猪令”太过荒谬,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禁猪令”只施行了三个月就废止了。
明武宗朱厚照本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黑历史”无数。然而,像“禁猪令”这样为了避讳国姓想出来的荒唐诏令却并非从明武宗开始才是开天辟地第一宗。
早在唐朝时期,皇帝因为“鲤”与国姓“李”同音,就禁止人们烹食鲤鱼,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些荒唐的诏令本质上就是对百姓的压迫,因为真正贤明的君主不会因为避讳国姓,而颁布这等无理又荒诞的诏令。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在加强君权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百姓的重要性啊。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