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和康熙帝的关系有多铁，我们都很难想象
明朝时期朱棣在推翻建文帝的时候，在南京的那帮老臣没人敢信任，唯一信任的是太监，因此我们看到东厂与西厂的太监掌权。而康熙此时也需要培养自己的心腹，但是清朝很明显不想走明朝的老路，重用太监，但是清朝有一个特殊群体—包衣，这词来源于满语，原意为家奴，这个在明朝由太监兼任的工作，在清朝用家奴取代。
家奴在中原文化看来，是非人待遇，但是在游牧民族看来，能成为家奴，是一种信任的表现，也是一种至高荣誉。例如元蒙时期，斡脱古.孛沃勒成为大汗最信任的人，其子孙，终身为大汗服务，穿衣，服侍车马，饮食、做账目等等、甚至替大汗治理国家。家奴是终身制的，只要一代为奴，世世代代都为奴，如果背叛，或者逃离便挑断脚筋，因此相对于太监要可靠的多。
能成为家奴，大都是因为战争中被俘虏，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在努尔哈赤时代，满人攻入沈阳后，沦为家奴，他家被编为正白旗。满族把部队分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正黄与镶黄是皇帝亲自统帅，其他的六个被其他亲王统领。在顺治时期，处死了多尔衮后，把他的正白旗收为自己部下，也因此曹家由王府的家奴成为皇帝的家奴。
清朝一般需要从家奴之中请一个奶妈，而曹寅的母亲也因此成为康熙的奶妈，这也让曹寅与康熙的关系就非同一般。曹寅曾经做过康熙的伴读，要知道康熙并不受顺治待见，只是因为他得过天花，对此病免疫才幸运的当上了皇帝，他九岁父母早亡，这份亲情是他一生的遗憾，所以他也倍加珍惜身边的亲人。
在康熙处理汉人与满人微妙关系的时候，汉人背景的曹寅起到关键作用。相对于满人来说，曹寅通晓汉语，通晓汉人文化，而对于汉人来说，他们又属于满人的家奴，这层关系使得曹寅能够得到康熙的重用。也是从康熙帝开始，整个汉人八旗也得到了重用，出任的总督大都来自汉人八旗，仅一人是满人。
那作为帝王的家奴，不但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还拥有很多肥差机会，比如盐政与海关。至从西汉桑弘羊盐铁辩论之后，历朝都把盐作为国家重要税收来源，来进行专营。在江南一带，一包盐三文钱进行统购，可是到了两广地区价格都会涨到二十文，涨了七倍。
在清朝有三大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以及杭州织造，三大织造当中江宁是皇家宫廷供应品商中最大的，拥有的织机3万多台，工人5万多人。曹寅在江宁织造一干就是二十年，虽然没有官员的品阶，但是薪水与巡抚相当，一年一百多万。江宁织造不仅仅为宫廷织衣物，它还有国有银行的作用，我们知道国有银行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盛行，此时江宁制造局在谷物暴跌时候，购买粮食，谷物暴涨时期，放粮平抑粮价，可见江宁织造兼有稳定国家物价的作用。
曹寅父亲曹玺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的职务，所以家庭经济基础好，这让曹寅从小就文武兼修，可以陪着康熙参加围猎，以及伴读，而且他的文学修养极好，主编了《全唐诗》等著作，与傅山、顾景星、邵长蘅等汉族文人的也是感情较深的朋友。这让他在当差的时候是一个包衣，在生活中又是一个地道的汉人。
江南地区是汉族精英的聚居地，他们不但掌握着社会的大量财富，同时也是本地的意见领袖，如果无法与他们和谐相处，这批汉人会成为其他藩王的帮手。这也是康熙派曹寅担任江宁织造的原因，他通过身边的亲信与汉人建立深度联系，同时这些包衣还是他的耳目，让他第一时间了解这些社会精英的动向。
可能我们印象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家是不缺钱的。然而不仅仅是皇帝，整个皇家都有一些私房钱的。其他皇族要私房钱说的过去，为什么皇帝也有私房钱呢？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整个公司都是你的，但是你如果想做什么事情还是需要走财务帐，按照标准流程来。清朝的财务掌管在户部与工部，他们有一整套规范流程，不可能因为皇帝的个人爱好，造成了国库的亏空。
我们可能很好奇，皇帝这些私房钱从哪儿来呢？刚才提到曹家负责过盐政，盐政的税收除了一部分上交给户部以外，还有一部分要上交给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死人腰包。另外还有皇家的地产，这些地产是不向国家纳税的，而是直接面向内务府。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官员抄家的财产，比如纳兰明珠被康熙指责结党营私，被抄了家，土地以及家产等都收归皇家。
所以曹寅江宁织造不但负责衣物织造，还替皇帝打理私家财产，比如会通过包衣给盐商发放高利贷。据历史学家周志初统计，皇帝高利贷在年利率12%，并不算高，要知道当时民间借贷都在30%以上，正因为有皇家做保障，所以不良贷款率非常低。因为包衣代表的是皇帝，因此特别注意名声，如果惹起民怨，就得不偿失了。然而这份工作并不是想象中的轻松，曹寅不但顺利完成了这些角色，还让康熙看到了他的忠心，于是做了二十几年的江宁织造之后，康熙委派曹寅为两淮盐政。
当曹寅兼任巡盐御史之后，困扰他的亏空问题才得以解决。我们知道康熙6次南巡，有4次住在曹寅家里，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南巡过程中花销非常庞大，但是这些都不能随意从国库里进行拨款。那么康熙为什么要南巡呢？真的是游山玩水吗？
康熙南巡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关注南方的水患问题，但是实际却是关注南方民族问题，虽然汉人反满族的情绪在减弱，但南方作为整个帝国的经济中心，不能不受到重视。中国是个二元国家，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对抗的二元国家，历代都没有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秦始皇修长城，还是北宋的靖康之耻，都是常年与游牧民族对抗的结果。游牧民族由于住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受到气候影响非常大，如果是干旱或者极寒天气，这些游牧民族只能铤而走险来中原抢劫。北宋曾经利用经济补偿的方式得以保证和平，但是都没有清朝解决的彻底，利用南方经济的富庶补助北方游牧民族，让整个二元结构得以稳定。
这也是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每次南巡康熙都要避开扬州、嘉定等历史上满汉曾经冲突严重的地区，而且每次南巡康熙都要引用孔孟，展示儒家的形象。到了第三次南巡甚至与百姓交谈，显示亲民的形象。
当然做这些是不够的，为了防止汉人有煽动民族情绪的言论，进行了严酷的文字狱，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陈四案，陈四因为陈诉南方大旱，煽动了民族情绪，被康熙认定为“诬陷盛世，罪大恶极”，全家株连。
很多人认为雍正大行密探，实际康熙朝就开始密探工作，而且也不止曹寅一个人，还包括僧侣等，其中扬州高旻寺的高僧就曾经为康熙做密报。当然康熙对曹寅的信任是他人无法可比的。在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患了风寒，康熙亲写药方：“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需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可惜曹寅没有等到康熙的药，便病逝了。
曹寅死后，康熙依然对曹家青睐有加，不但让曹家继续担任江宁织造，补贴亏空，同时还继续承担密报工作。可惜曹家后人办事能力不能达到康熙的期望，尤其与曹寅的东南风雅，众望所归相比 ，后世都差距太远。等到康熙死后，失去靠山被雍正抄家。不过后世对雍正抄家一事有另外一个解读，认为曹家亏空太多，无法填补，抄家之后用国家财政补贴，让曹家依然住在北京老宅。而且雍正亲自下达指示：让曹寅儿子曹頫不要乱跑门路，安分守己，自有和硕怡亲王帮忙善后，可见直到雍正，对曹家依然都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