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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大刺客唐雎不同,蔺相如敢于与秦国针锋相对,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具备过人的胆色,另一方面赵国的强大实力也为他在外交上的斡旋提供了足够的底气和空间。而且蔺相如的反击尺度也拿捏得很到位,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没有和秦王撕破脸皮。更重要的是,通过渑池会上的言辞交锋,秦赵两国都摸清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和让步底线。因此会盟结果仍算是皆大欢喜。否则,秦国就不会让后来的秦庄襄王嬴子楚成为赵国的人质了。故渑池会盟的真实细节,并不像司马迁讲述的那样,是蔺相如个人英雄主义的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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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渑池会盟之前,随着东方第一强国齐国被六国联军击溃,西方的秦国一跃成为东周时代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和其余五国再度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手。并很快展开了对宿敌魏国的侵攻,试图阻断韩赵魏之间的联系。这种不宣而战的做法,既有损三晋的整体利益,也背离了秦赵两国之前在穰城达成的协议,马上引来了赵国大军的直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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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胡服骑射后的赵军战力强悍,秦王不愿硬拼,于是假意表现出对和氏璧的贪婪,打算用十五座城池的代价诱使赵国放弃援助魏国,瓦解三晋的战略默契。但这一意图被蔺相如识破,而破败的齐国和楚国也趁着秦赵相争的时候,迅速恢复国力。不想腹背受敌的秦国这才提出渑池会盟,展开和赵国的军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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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军事谈判,就要有相应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毕竟蔺相如的嘴炮再猛烈,也无法击退秦国的百万大军。此时秦国已经收服韩国,攻陷了上党地区的光狼城,兵锋直逼都城邯郸。因此秦赵国君在韩国渑池的会面属于城下之盟,赵惠文王是极有可能像当年的楚怀王一样被秦国挟持,沦为人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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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文人出身,他在《史记》中大力渲染蔺相如的英雄气慨,多少存有给文人贴金的私心。蔺相如的不卑不亢虽让凶残的秦人看到了赵国君臣抵御侵略的坚定意志,但是名将廉颇率领重兵坐镇后方,打算随时拥立新主的态势,也让秦王自知软禁赵王无利可图,便顺水推舟,成就了蔺相如的赫赫英名和上卿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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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蔺相如的地位看似得来不费功夫,回国后很快遭到以廉颇为首的军方人士的敌视。他们不敢直接申斥赵王处事不公,忽略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只能把矛头指向蔺相如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但蔺相如不以权压人,而是以极大的包容去礼遇廉颇,既凸显了他的大智大勇和大仁大义,也使廉颇升华了自己的境界,这才是他身上最闪光、最值得肯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