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的现实人生：盛世的红利与他无关，乱世的代价却由他分担
杜甫生长于中国古代少见的黄金时代。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同一年，大唐皇帝名义上易主：唐睿宗李旦把帝位传给了儿子李隆基；下一年，李隆基通过政变清除太平公主、实质性掌控政权后，把年号改为“开元”，拉开了自己“开创新纪元”的序幕。
因此，杜甫的成长期，正好与史上最为蓬勃向上、全面兴盛的辉煌年代——开元盛世完全契合。近三十年间，皇帝励精图治、革故鼎新，朝廷名相辈出、英才济济，国家富裕、武力强盛，不断开疆拓土、威名远播海外。
并且，国家的富强自信、文官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让唐帝国的学术文化也进入了一个空前鼎盛繁荣的阶段，优秀的诗人层出不穷、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浓郁，文人处于最好的时代。
而杜甫本人的起点也相当可观。
杜甫祖上高官辈出，不乏司徒、公爵、刺史、郡守级别的人物。爷爷杜审言进士出身，出任过洛阳丞，后来有幸被武则天亲自召见，因出色文采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担任县令，其他叔辈也大多为官。
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世代官宦、奉儒守官的出身，让年轻时期的杜甫曾经一副“天之骄子”模样：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七岁时，他就开始学习做诗；“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束发阶段就已略有小成、以诗文成名；20岁左右，他就以父亲提供的殷实家资为支撑，开始了潇洒自在的游学生活，“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他的足迹也许已经遍布华夏大地，只是未能远渡重洋、游览当时的大唐小迷弟日本。
当然了，杜甫的游学并非纯粹为了玩耍取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开拓眼界、积累人脉、探求新知，他的追求，是像祖辈那样入仕为官。
公元735年，也就是开元23年，杜甫首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对自己的才华颇为得意的他，却遭到了迎头一棒：名落孙山。要弄清其中原因，首先得明白唐朝科举的两大特征：
其一，数额有限。唐朝每年录取一次进士，每举大多为一二十人，最多也不会突破三四十人。杜甫当年，只录取了27人；
其二，录取与否并非只看试卷。唐朝的进士考试，对考生的名字等信息不作任何遮挡，考官可以不单纯依据试卷进行录取，还可以参考平日的名声、口碑。
这两大特点，让唐朝的科举考试形成了高度内卷；毕竟大唐的才子遍地走，录取的标准只能无限往上提。因此，每次考试前，举人都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诗词歌赋递交给当朝权贵，寄希望于获得他们的赏识乃至推荐。
但结交权贵，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与门路。由于先天的资源不对等，考生的名声、口碑，逐渐变质为人情、面子，考中进士的机会与家世的高下几乎完全成正比，许多才华横溢的文人，并没有获得一展所长的机会；实力与背景兼具，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比如，白居易参加科举前，依靠自己官居刺史之位父亲的关系，轻松地攀上了当时的名士顾况；在这位大佬的力捧下，白居易凭借《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朝成名、蜚声文人圈，帮助他成功考中进士。
相比较之下，杜甫家的官位就显得过于微不足道。在考试前，他也多次向达官贵人递交自己的心血之作，可惜无人青睐，因此他无奈地感慨：“袖里新诗十首馀，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由于无人引荐，杜甫先后两次参加科举，但一律落选。
不过，由于当朝皇帝李隆基本人酷爱文学，经常下诏求才、招揽文人，当时的士子们并非仅有科举一个入仕渠道。然而，随着政治的腐败，这一途径也逐渐沦为有名无实。
在执政后期，李隆基已经渡过了雄主的阶段，出于对自己辉煌政绩的满足，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安心享受，天宝年间便长期“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政事交给了口蜜腹剑、“人际关系学”满级的宰相李林甫。而李林甫为了独掌大权，便机关算尽地打压其他人的上进之路，史书称他“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
有个极端例子：公元747年初，李隆基下诏“广求天下之士”，但凡具备一技之长者均可进京考试，无需通过重重门槛、直达圣听。这自然是杜甫这类学子千载难逢的良机，但李林甫为了断绝不同政见者的入仕机会，自行无视圣旨，让掌握了各级重要岗位的亲信们加大对应试者的筛选、把控，考试时又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重重刁难，最终竟然没有一个人“合格”。
在日益黑暗的生态下，逐渐步入中年的杜甫距离自己入仕报国的梦想渐行渐远。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也在那个时期因病去世；失去了经济来源，自己又常年一事无成，那一阶段的杜甫面临着生活、精神的双重压力，“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一代才子，竟然沦落到跑去野外挖草药来换取生活费的潦倒处境。
不过，杜甫并没有放弃自己最擅长的技能，为了博取一线机会，他也被迫迎合权贵所好，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诗句，并因此获得改变人生的际遇。
当时，为了方便配合自己潜心修道的脾好，李隆基设置了一个“专习祀词之礼以干时”的入仕快车道。天宝13年，即公元754年，他“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命令长安内外的文人递交诗词、共襄盛举。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杜甫献上的《三大礼赋》得到了李隆基的欣赏。经过略加考核，杜甫终于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美好的人生仿佛就在前方招手。
但咱们别忘了，那是公元754年，下一年，承平日久的大唐帝国即将地动山摇。
就在获得官职之后，杜甫返回老家奉先（今陕西内）探亲。到家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幼子已经在冻饿交加下悲惨地夭折，活着的家人也食不果腹、处境凄惨。
同时，在西行的途中他亲眼目睹，在日益腐败的整治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满地，而长安城中的权贵却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将大唐帝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描绘得淋漓尽致。
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这首诗写成后不久，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大节度使、掌握了大唐北部近20万野战军的安禄山反叛，寻常老百姓将坠入无尽痛苦之中。
公元756年，当杜甫探亲完毕返回长安时，叛军已经攻破洛阳，他连忙再度返乡。随后，随着潼关失守、李隆基仓皇西逃，整个关中地区陷入了集体恐慌，人们纷纷逃亡求生。
杜甫一家也顶风冒雨、忍受饥寒往西北逃难，途中，他本人曾因疲困至极晕倒在草丛中，女儿因饥饿嚎啕大哭，他对此不仅束手无策，还因担心招来猛兽不得不捂住女儿的嘴巴。“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一首《彭衙行》，将战乱中寻常人家的悲苦描写得入木三分。
但身在乱世，一味躲避只能山穷水尽。听闻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杜甫安顿好家人、前去效命，却不幸在途中被叛军抓获、押往长安。好在他之前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官，并没有受到叛军的刁难，身在长安，他甚至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还可以根据获取的战报，写出《悲陈陶》这种哀叹朝廷军队失利、期待长安光复的诗句。
值得注意的是，“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这场导致4万唐军战死的惨败，朝廷的指挥官正是杜甫的布衣之交、宰相房琯。
下一年（公元757）年，杜甫终于逃出了长安、抵达了唐肃宗所在的凤翔。当时，大唐朝廷正处于空前困难时期，因此也出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务实用人风气。历经艰难前来效力的杜甫，因此被破格任命为“左拾遗”，负责向朝廷进谏，仕途再次获得转机。
但谏官并不好当，杜甫很快再次跌入深渊。这一年，有人揭发宰相房琯的琴师收受贿赂，早就对其极为不满的唐肃宗暴怒之下免去了他的官职。作为好友，杜甫仗义执言：“罪细，不宜免大臣。”但这只会适得其反，虽然得益于宰相张镐的帮助而侥幸免去了责罚，但杜甫的仕途从此一片黑暗。
公元759年，听说自己寓居鄜州的家人生活困苦、“孺弱至饿死”，杜甫请求回家探视，顺势被朝廷任命为华州司功参军，实际上就是外贬。正是在随后的旅途中，离京的杜甫对兵灾下的民间悲惨状况有了更加切肤的认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三吏三别”等伟大作品。
当时关陇饥馑，身为参军杜甫也无法保证一家的温饱。没过多久，他辞官前往相对稳定富庶的四川，因为缺衣少食，他沿途“负薪采橡栗自给”。下一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于成都浣花溪畔建起了一座草堂、艰难安家。
其后的十年间，杜甫虽然也曾得到过世交——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关照，但由于两人性格都比较耿直急躁，他差点被对方杀害。大部分时间，他的生活都较为悲苦，一场大雨，就能将他的草庐冲得七零八落，“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但纵然如此，杜甫仍心怀天下、情牵百姓，他的许多旷世作品都诞生于这个时期，既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期盼，也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喜悦。
公元763年，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经此浩劫，大唐帝国如同被腰斩，再也不复当日的辉煌。各地藩镇并起、战乱仍未终结，杜甫的悲惨生活也未得到丝毫改观。
公元770年，杜甫流浪漂泊于湖南，曾被洪水所困、一连被饿了十天。当地县令听说这位当世文豪的遭遇后，连忙派人将他接到衙门，并且准备了好酒好肉招待。但令人心酸的是，因饥饿许久而大吃大喝、醉饱过度的杜甫，当夜就撒手人寰，时年59岁。
纵观杜甫的一生，虽然生在盛世、凭借家世度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但受制于封建帝制的局限，帝国兴盛的时代红利并没有为他提供一展才华的机遇，反而屡遭挫折，更因家道中落不得不挖草求生。而当战乱爆发后，这位才华横溢、有幸入朝为官的名人，尚且颠沛流离、面临家人饥寒而死的痛苦，那些寻常老百姓的处境可想而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像大唐这样的盛世，都与绝大部分人无关；而当危亡来临时，寻常人则“责无旁贷、充当其冲”。身为普通人，理应珍惜当下、过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