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大禹治水或失败告终，夏朝建立者另有其人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夏朝的文字，正是由于种种资料的缺失，导致了夏史的语焉不详，甚至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夏朝君主的平均在位时间超长等问题。
按照史书的记载，夏朝的前身是有崇氏部落，在上古大洪水威胁人类生存之际，有崇氏部落首领鲧受部落联盟推举治水，但未能成功。鲧死后，其子禹改堵为疏，耗时13年，最终告成功于天下。
而禹正是在统一调配各部落人财物参与治水的过程中，建立了对各部落的控制力和绝对的权威，最终成为了夏王朝的奠基人，家天下的实际开创者。
但是，考古发现却与史书记载相左。
从考古学的维度讲，夏朝的建立是龙山时代晚期向二里头过渡阶段，在龙山时代晚期，中华大地文明的起源犹如满天星斗，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山东的两城镇，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是超大型的聚落城址，这也印证了当时的天下的确是部落联盟的时代。
但据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向夏早期演进的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从1600多个骤降至不足200个，大型遗址聚落的总面积从218平方公里骤降至47平方公里，毁弃的城址发现了被水冲毁的痕迹。晋南、鲁西这些传统大型聚落区域的遗址数量，更是出现断崖式下滑。
山东龙山文化遗迹的考古发掘显示，在龙山文化结束时，原本已经具备生产黑陶等高超制陶工艺的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突然变得“粗制滥造”，工艺低下。
这一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文化的结束是伴随着一场大灾难的，这场灾难不仅冲毁了上古时期各部落苦心积累的人口、技艺、财富，也让天下格局重新来了一次洗牌。
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众多龙山文化聚落被毁灭的同时，以陕西石峁古城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一带和以额济纳河为中心的青海甘肃一带的龙山文化城址却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延续到了公元前1400年前后，这也是仅存的2处未受影响的龙山时代延续下来的遗址。
这至少说明了2点：1、这场大灾难正是上古传说中的大洪水，这预示着大禹治水最终并没有成功；2、石峁和额济纳河因为地势较高，又靠近牧区，避免了洪水的侵袭，因而幸存。
就在灾害导致华夏大地人口锐减、社会倒退之际，有一个考古学区域却走向了兴盛。
这个地方就是在晋南和鲁西之间的豫中一带。
以公元前1900年左右为界限，在此之前的豫中从未有过大规模聚落城址，最大的瓦店遗址总面积不过区区1.1平方公里，且文明程度偏低。而在大灾难之后，豫中的聚落突然兴盛，考古发现，仅洛阳盆地的聚落总面积就超过了20平方公里，贵族墓葬中也开始出现玉石铜器等象征财富的陪葬品，甚至发现了玉璋等礼器。
这种变化表明，大灾难过后，各地的部落、人口开始向豫中一带重新聚居。不仅如此，在豫中兴盛之后，晋南、鲁西的考古中，发现了明显的“豫中痕迹”，各地陶器形制工艺偏向雷同，终结了在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制陶工艺、形制的互异情况。
换言之，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大灾难之后，豫中不仅成为了新文明的中心区域，并且还将影响力投射到了周边区域，这种文明形态不正是王朝建立的标志吗？
有趣的是，上述考古发现对应的时间和空间不是大禹治水后建立的夏朝，反而是少康中兴的夏朝。不过，上述考古发现，很难将其解释为夏朝的复兴，因为这种全新的统治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满天星斗的文明形态，华夏的文明出现了一个中心点（二里头一带），更像是从部落过渡到王朝时期，即属于夏朝的建立。
所以，大禹治水或许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而大禹治下的华夏政治形态，依然没有脱离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共主模式。直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大灾难发生，豫中地区才崛起了一个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向四周辐射的新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可见，夏朝的建立者是另有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