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全集•前言》之一：黄兴其人其事（三）
四、民国初年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提议黄兴任陆军总长，旋又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大本营兵站总监等重要职务。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位列各部总长之首，“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协助孙中山为巩固革命政权，促进南北统一，开展民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积极筹划北伐。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恼羞成怒，唆令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十五人联名致电内阁极力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呼吁王公贵族出钱，以便继续作战。向亲贵勒索了一笔钱以后，袁世凯又发布了一道“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恫吓革命党人，并唆使张勋、倪嗣冲等破坏停战协议，在陕西、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地进攻民军。接着，袁世凯又公然提出，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在北方重新成立临时政府接管全国政权，企图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就范。对此，孙中山、黄兴予以坚决反对。1月11日，孙中山宣布北伐，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委黄兴为北伐军陆军参谋长。黄兴迅速组织制定六路北伐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与此同时，为配合六路北伐计划的实施，黄兴在指挥民军在潼关、山西、淮颍、徐州等处抵抗倪嗣冲、张勋部进攻的同时，令临淮总司令林述庆，率部北进；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于江宁城中韬园设立司令部，组织北伐军，随时准备出征；设立大本营兵站局，命黄郛为局长，筹备后方的接济；电商北面招讨使谭人凤，“一旦战机再开，乞援我为幸”；电促重庆都督夏之时、云南都督蔡锷派川军、滇军参与北伐，“星夜开陕西，俾西北早日肃清”。在黄兴的主持下，南方北伐不仅全面秣马厉兵、声势浩大，而且在徐、淮一带和山东登、黄方面有实际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战果，为迫使袁世凯停战议和，放弃君主立宪创造了条件。
二是指导南北议和。自武昌首义到11月下旬，全国陆续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北方近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而清军兵力却全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面对全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清政府深感无法阻挡，遂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南方革命党人议和。袁世凯又奏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全权代表，于12月18日与革命党人公推的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正式开始谈判。在指挥民军北伐的同时，黄兴在指导南方代表议和方面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知情者刘厚生所言：“一切重要问题，皆取决于同盟会首领黄兴。其时黄兴已被举为大元帅，于是重要事项，由绍仪先与黄兴面商，……黄兴与绍仪协商之后，大纲均已决定。”具体而言，黄兴不但及时为伍廷芳颁发了出席议和谈判所必要的委任状，而且坚持以共和原则指导和谈，围绕议定“国体”、停战撤兵、优待清室、位置袁世凯等议和的重要问题，通过伍廷芳与袁世凯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迫使袁世凯不得不表示“绝对赞同共和”，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从而迫使清廷不得不接受条件，下诏宣布皇帝退位。
三是设法筹措经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仍是缺乏财政支持。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一时难以迅速建立，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就对外宣言“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以担保债务为由，将各地关税全部截留。这样，南京临时政府就成了没有财政收入的政府。虽然几无收入，但南京临时政府各方面需要的开支却为数甚巨，其中军费开支为最大项目。“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致使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为了应对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黄兴一方面主张节流，反对滥招新兵，尽量减少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黄兴努力协助孙中山为开拓经费来源，通过发行公债、军用钞票，向外国银行和外商零星借款，以及一些税收和捐款筹措财政收入1600余万元，实现收支大体平衡，使革命政权艰难地维持了3个多月。
四是整理南京军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独立各省支援北伐的军队陆续到达南京及周边地区。这些军队名目不下10余种，总人数不下30万之众。停战议和后，这些部队不仅已无用武之地，而且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整编裁遣这些军队势在必然。因此，黄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后，就着手军队整理工作，颁布了陆军编制令，“齐其名称，整其秩序”，将陆军部所能直接调动的南京周围各省北伐队伍和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军队整编成5个军，26个师，使“各军渐就范围”，为实现日后军政统一奠定了基础。
1912年2月12日，清廷下诏宣布皇帝退位的当天，孙中山履行先前的承诺，正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举袁世凯为新总统人选。随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黄兴坚辞不就。袁世凯又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办理南京临时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黄兴表示“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慨然就任南京留守之职。在此后二个多月的时间里，黄兴仍“无日不以民国为忧”，勤勉工作，尽力维持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秩序，呕心沥血整理南京及周边地区军队，千方百计筹措裁军经费，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确定的军队裁撤方针，妥善裁撤了8万余人，并全力维护了南京及其周边的稳定，可谓难能可贵，劳苦功高。南京及周边地区军队整理工作基本完竣后，黄兴即于6月14日宣布解除南京留守之职。
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团组建国民党，发表组党宣言，并于25日下午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等30人为参议。国民党成立后，为国内第一大党，黄兴积极动员国民党员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以在国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进而实现国民党组织内阁的目标。1913年3月初，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众、参两院获得392议席，取得了绝对多数，黄兴等人追求的政党内阁也即将成为现实。
五、“二次革命”时期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黄兴与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到上海火车站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乘火车经南京去北京时，忽然有人向宋教仁连开三枪后逃逸。事发后，黄兴等人迅速将身负重伤的宋教仁送往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宋教仁于22日凌晨不治身亡。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宋案”。“宋案”发生后，黄兴悲痛欲绝，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起破坏民主政治的政治谋杀案件。随后从“宋案”的直接指使者应桂馨住宅中搜出的密电分析，黄兴看出，“宋案”的幕后主使直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及袁世凯，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政府破坏民主、实行独裁的丑恶面目，于是决定同时进行法律倒袁和武力讨袁。
所谓法律倒袁，就是组织“在国会上大力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堂堂正正地弹劾他，坚决排斥他”，“推荐黎元洪为大总统候选人”，“绝对不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所谓武力讨袁，就是发动南方各省宣布独立，以武力迫使袁世凯退位。
为了对付国民党人，袁世凯一面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一面采取以党制党的办法，直接操纵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于5月29日合并成进步党。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领袖是梁启超，其成员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也不乏“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进步党成立后处处与国民党作对，一面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一面声称“善后借款合同”“政府为不违法”，攻击国民党“反对借款即是破坏民国”，同时又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使国会处于瘫痪状态。
在法律倒袁不奏效的情况下，孙中山、黄兴又策动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发动讨袁起义，打响武力讨袁的第一枪。黄兴随即于14日由上海至南京，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并推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5日，黄兴宣布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发布《讨袁通电》和讨袁誓师词，表示“竭九死之身，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随后，黄兴立即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进行军事布置，命冷遹率第三师向驻韩庄的北洋军立刻发动进攻；命第八师骑兵团团长刘建藩率该师第二十九团附机关炮连及骑、炮、工兵各一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命第一师第一旅长戢翼翘率该旅随后跟进；命周应时率第一师第二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进攻北军倪嗣冲部；派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八师的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的第一师的部队，并负责组织徐州以南沿线铁路的防御,第一、八师的其余部队则负责在南京四围的防御。同时，为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还致电岑春煊，推举他为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请其“即日莅宁，组织大元帅府”，统一指挥讨袁战争。为壮大讨袁力量、减轻讨袁阻力，黄兴还电促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上海制造局督理陈榥“宣言与袁氏脱离关系”，敦促浙江都督朱瑞和广西都督陆荣廷与讨袁军“一致进行”，并派员与活跃在鄂豫之间的农民武装首领白朗联络，共同讨袁。江西、江苏先后宣布独立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宣布独立。
然而，由于袁世凯发动内战蓄谋已久，其军力、财力、物力等都远远超过国民党，又用金钱收买了一部分讨袁军，致使讨袁军寡不敌众；加上国民党事先准备不够充分，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由于岑春煊滞留上海无法建立，南方各省讨袁军内部矛盾重重、步调不一、互不统属、仓卒起事，所以，在袁世凯的大举进攻和分化瓦解下，南方各省讨袁军节节失利。更为严重的是，南京独立后借口养病逃到上海的程德全也于7月25日发表通电，声明南京独立的一切文电是“假用德全名义号召”，并宣布在苏州行署办事，从而在政治上给南京讨袁军以沉重的打击。翌日，镇江接受程德全命令宣布取消独立，沪宁铁路当局也奉北京交通部的命令停止通车，宁、沪的联系被截断，“二次革命”的中枢南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严重局面。
看到败局已定，黄兴悲愤万分，决定“与敌死战”，但第八师旅长陈裕时和李书城、石陶钧、张孝准等人认为“明知不可而为之，不过以一死塞责，究于国事无补”，力劝黄兴离宁，“以图将来”。黄兴默察南方全局后，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劝告，于29日凌晨，登上日本“龙田”舰，又转乘日本“嵯峨”舰离宁赴沪，经香港去日本。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