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喜欢道德绑架的人，是伪君子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对于好人的定义仿佛宽松了许多，只要嘴上喊喊正能量，说说仁义道德，便能以好人自居了。
如果你恰巧不明白这个道理，活到最后很可能把自己活成了浑浑噩噩的伪君子。
一
到底要不要帮助古校长？
阿信是无比支持的！
但是，凡是都怕“但是”，你喜欢古天乐，无论是始于颜值，还是终于人品。你为之买单，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看起来正能量满满，却像极了崇祯皇帝手底下的那些文臣们：牺牲别人的利益，做自己的好人。好话让自己说了，好事让自己做了，反正吃亏的是别人！
这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二
宋朝迁都临安的理由很不充分，所以临安做了多年的“行都”，想捅破那层窗户纸真的很难，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明朝则不一样，朱元璋本来就是定都南京的。崇祯回南京，可谓是名正言顺。
结果呢？南宋坚持了152年，一个半世纪。赵构固然有各种缺点，哪怕你说他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行，但是迁都临安这件事无疑是正确的。朱由检纵然有各种优点，哪怕你说他是千古一帝也行，可是历史课本上记载，他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南宋的汉人得到了休养生息，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飞速发展。明末的汉人经历了什么？扬州三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
崇祯后来顿悟了，虽然也晚了，他说：文臣皆可杀！如果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他应该说“太监皆可杀”。为什么“太监”变成了“文臣”？其实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朱由检在位的最后一年，督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东宫左中允李明睿就明确的建议皇帝应该南迁。
崇祯的表现是什么呢？当场表示：朕欲行已久。
三
可是，权力在集中化的同时也面临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基础问题，崇祯遇到的问题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第二个是权力结构问题，名义上皇帝确实是最大的，但是皇帝不可能亲力亲为，必须要有一整套官僚权力系统。
不仅江湖身不由己，庙堂同样身不由己。当听说崇祯想南迁，天启帝张皇后愤怒质问崇祯：“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时，面对文臣的阻拦，崇祯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我们不能唐突地给出结论“因为道德绑架导致了崇祯的悲剧”，但道德绑架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崇祯的文臣跟当下的某些人一样，话听起来大义凛然，反正损失的又不是自己。
从结果看，崇祯没骂错这帮文臣。正如那些逼刘德华宣传的道德绑架者们一样，用最高道德标准要求别人，用最低的标准要求自己。以道德君子自居，谁质疑他们，谁就是质疑道德。可是，他们真的能代表道德吗？他们“格物”了吗？可能很多数人连格物是什么都不知道。
道德绑架者们的目的和初心可能是好的，但方式是不道德的。
四
道德绑架的背后又是一笔账，动动嘴巴绑架别人几乎没有成本。
第一、古天乐的电影是商业电影，本质上就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应该尊重市场规律。
第二、电影就是电影，慈善就是慈善，这是两回事。把电影和慈善强行关联是不合适的。
第三、是否义务帮助别人，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无私奉献既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
五
如果孔子知道，你用道德去绑架别人，估计会气得拍案而起。比如，子曾经曰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要求的是自己，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道德绑架别人的行为，孔子已经盖章定论了就是小人。道德绑架者们把道德挂在嘴上的行为，既不道德，也没有真正地理解道德。想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有道德的人，王阳明认为至少应该做到：知行合一的为善去恶。
第一、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道德从来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身体力行的能力。我们当然需要提倡道德、正能量，但关键是从我做起。儒家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要素是自己先“格物”，追求慎独之功，严格地要求自己。
第二、王阳明说得“为善去恶是格物”，日格一物的核心是日行一善。自己起码要多行善事，否则你没资格要求别人。如果用这一条来衡量，道德绑架者们肯定是不及格的，因为他们的道德从来都是挂在嘴上，占据道德制高点，这一点显然很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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