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的经过如何？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庆元党禁，也称伪学逆党之禁，指中国宋代宋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二月，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背景

创立于北宋中期的程系道学，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其影响遍及江浙、闽、川蜀等整个南宋全境，逐渐超越其它学派而取得主流学派的地位，并出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一批道学宗师，构筑起道学内部理学和心学两大思想体系。一面是道学在民间的繁荣发展，一面是宋孝宗君臣不喜欢、甚至屡屡压制和打击道学，这就决定了朱熹、张栻、吕祖谦等道学家在孝宗朝曲折的政治命运，注定了非道学派士大夫和道学派官僚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前者多是受孝宗支持的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是政治上当权派，后者多为不受孝宗支持的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在野派;后者不在其位，不免以清议的方式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前者进行尖锐的批评;前者则以手中权势对后者进行抑制和打击。孝宗朝道学与反道学势力的斗争，基本上便是呈现为这样的格局。但是随着道学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其向朝廷的渗透毕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孝宗淳熙末年，以周必大与王淮并相为标志，道学派终于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一扫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进入与反道学派分庭抗礼、朋党交攻的新时期。此后，双方的斗争几经起伏，愈演愈烈。光宗绍熙末年，随着赵汝愚的执政，反道学派暂进处于下风。随即而来的绍熙内禅，又引发出赵汝愚与韩侂胄的矛盾，促使反道学派与韩侂胄的合流，终于导致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之党的全面崩溃，酿成了南宋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禁锢道学的运动：庆元党禁。

起因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1194年(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因朱为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公元1194 年(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黜朱熹。公元1195 年(庆元元年)二月，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之职，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

禁止道学

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6月，贡举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公元1195 年11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欲使太上皇光宗复辟为绍熙皇帝。于是，赵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暴毙身亡。

伪学之禁

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2月，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禁止逆党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奏称：“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公元1197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 [3] 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

党禁尾声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担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韩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谏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结果

其一：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其二：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

其三：宋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宋宁宗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韩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

评价

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但也有学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到，正是朱熹为代表的伪道学，迎合了后世中国帝王的统治需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脚步，导致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