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宋朝没有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只因有非常高明的“平乱”策略
要知道，宋朝也是一个农民起义频发的王朝，其起义次数为历朝之最，仅北宋160余年时间就有203次，规模较大又出名的农民起义有北宋初年的川蜀王小波起义、江南方腊起义、山东水泊梁山宋江起义等，但这些起义都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没有像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燎原起来，更没有动摇宋王朝的统治根基。
农民起义，一般都伴随着百姓失地、苛捐杂税、繁重徭役、官绅压榨以及天灾人祸等，只有满足了这些全部条件，起义才会爆发起来。宋朝相比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对百姓的压榨也一点不甘落后，百姓的负担也非常重，但是，为何宋朝就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呢？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爆发农民起义，其原因除了有统治者的人祸以外，还有自然灾害，如蝗灾、旱灾、瘟疫、地震等，而这些天灾往往是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说，中国百姓是最能忍受的，只要这根稻草没有落下来，或者统治者把这根稻草移走了，百姓就不会起来造反。
宋朝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历史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各类自然灾祸发生111次，南宋发生825次，其中特大型灾情23次。
但是，宋朝对待民变，除了采取军事手段外，还非常注重非军事手段的运用，如招安、募兵养兵，把常年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招为士兵，但饥民太多，总不能全部招入军中；因此，朝廷也会及时执行救助策略，让受灾的农民活下来。
这些救助策略，总是能在大规模起义爆发的临界点，及时地拿走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拿走稻草的方式，就是“救荒之政”。
宋朝的救荒之政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大以上灾害的救助；二是灾伤发生之后的减灾。在宋朝初年，这项政策主要由中央政府来完成，随着政权的稳固，再加上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朝廷渐渐地把救灾责任转移到了地方政府手里。
也就是说，宋朝从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救灾工作；如公元989年，京师及河南、河北大旱，宋太宗把灾祸的发生归咎于自己的罪过，认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为了表达对上天的悔意，宋太宗“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把自己置身于烈火之中，来答谢天谴。虽然这种方式很有政治作秀的嫌疑，但在唯吾独尊的皇权时代，能这样做已经非常难得，至少表明了统治者对灾荒的重视以及消除灾荒的决心。
灾荒的发生，一定会伴随着偷盗现象的增加，特别是一些饥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走上偷盗之路。但是，宋朝针对饥民偷盗，都会有一副宽容之心，往往不会大加惩处；按照宋朝法律，“因饥持仗劫人家藏粟，止诛为首者，其悉以减死论”，百姓因饥饿去抢了别人家的藏粮，除了诛杀为首者，其余胁从者都不会处死。如淳化五年（994年），蔡州许多饥民去抢了地主家的粮食，被官府捉拿归案了，首犯有318人，按照法律，这些首犯必须处死。
但是，当时的官府内部商量了一番，并没有杀那318人，而是“取其为首者杖脊，余悉从杖”，棍棒杖责一番就了事。事后，这件事上报朝廷，宋太宗“下旨褒之”，说做得对，这些人本来就是平民百姓，如果不是为了活命，也不会去偷粮，不能把饥民当成强盗，从轻发落。同时，下令蔡州官府赈济灾民。
也就是说，宋朝针对饥民偷粮，往往是法外开恩，不会一下子堵死灾民的活路。虽然，朝廷这样做有点不厚道，等于变相鼓励饥民去偷地主家的粮食，也遭到部分士大夫的反对，“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大家都去抢粮仓，都宽容对待，不利于社会稳定啊。但是，针对反对意见，宋太宗的态度却是，天下百姓都是我的臣民，遇到灾荒了，地方州县又不能有效赈灾，饥饿所迫，不得已才去偷粮，如果以偷盗罪杀了饥民，更不利于社会稳定。
在宋朝最高统治者的眼里，只要国家与社会保持整体上的稳定，就算穷苦人去偷盗地主富人，这只不过是臣民的财富重新分配罢了，对于整个宋朝统治者来说，自身并没有损失，等于就是鼓励社会“抑强扶弱”，有点打土豪的意味。
饥民去抢富人的粮食，而朝廷又变相鼓励，富人等于是在一种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交出粮食帮助朝廷来赈济灾民。同时，朝廷为了让地主富人主动交出粮食，就出台了一项政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推广劝分救荒”。劝分，是劝导人们互相帮助、有无相济。朝廷让富民捐钱粮救灾，授他们官爵作为回报，而且，根据所捐钱粮的多少，授不同的官爵，具体制度如下：
朝廷出台这项政策，等于就是在卖官了，当然，这个仅限于危急时刻的救灾。在古代，士农工商是四种民众的总称，商人甚至排在了农民和做工的人之后，地位是很低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商人的后代是不能为官的。虽然宋朝商人的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总体来说，商人还是因为身份的原因成为被歧视的对象。而现在朝廷为了便于救灾，让富人出钱出粮，这就给了富商提高身份地位的机会，自然会大力捐钱粮来换取官爵。
后来，北宋的这个“捐粮授官”的政策，被当作官府救荒的补充措施之一，到了南宋中后期，就成为了官府赈灾不可或缺、备受依赖的主要救荒措施。宋朝通过“劝分”的方式来推行救荒之举，“照对救荒之法，惟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认为要想成功救济灾民，唯有通过劝分。
宋朝赈灾图
“劝分”是官府通过以爵位官职、优惠价格、免役等条件为感召，鼓励或者激励富民、士人、商人等家里有大量存粮者，把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但是，自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劝分”由自愿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救灾措施，州县衙门劝富人捐粮，根据富裕的程度，划分为五个等级，根据等级向富人征粮来赈灾。
到了这时，“劝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已经成为强制逼捐的代名词了，有点类似于现代，每次国家遇到灾难，舆论就会向企业家、明星等富裕阶层逼捐，你不捐款，就是没有爱心，甚至捐少了还会被骂。
宋朝之所以会出现逼捐的现象，主要还是与宋朝统治者把“摧豪强，惠小民”的方式标榜成王者仁政分不开，每到民间有灾难需要救助之时，统治者就理所当然地“打土豪”来救民了，并为此举感到自豪，认为是“王者政教之美也”。
因此，每到灾荒之时，宋朝的救荒之政都取得很大成功，其救荒之举，除了有着最基本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农民因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这才是救荒之政最主要的目的。
宋朝农民起义的参加者，除了少数工商业者、渔民、盐贩、士兵等，大多数还是贫困的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宋朝将乡村户人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为有土地的农民，根据财产的多少，分为五个等级，第四、五等主户是有少量财产的主户，就是乡村下户；客户指的是没有土地的农民，靠租种他人的田地生活。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在宋朝总户数中占比很大，约占总户数的78.2%至93.5%，因此，宋朝救荒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这类庞大的人群。
在救助灾民时，为了更合理地将粮食分配给灾民，还建立了一种“抄劄 ”制度。抄劄是宋朝在救荒和社会救助活动中普遍实行的一种排查、核实登记制度，统计每家每户的人口，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赈灾登记制度，为朝廷和各级政府救助灾民提供依据，其救助对象主要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失去生活来源的人群。
在统计过程中，提前根据家产的多少，划分取民和养民。取民，意思是国家想取之于民的时候，你就是出钱的对象；养民，就是被救助的对象。你越有钱，你出的钱粮就更多；你越穷，获得的救助就越多。中产以上家庭不仅“无所得食”，还要被“劝分”，拿出钱粮来帮助各级政府赈济灾民，有时候就免不了发牢骚，“吾薄产之家，岁输秋夏二税以报国家，今吾田荒不种，无所得食，而国家止济无产之家耶？”我虽然是有产之家，但家底也薄啊，每年向国家缴纳两次税，是纳税人，现在我家的地也没种粮啊，而国家却只赈济无产之家。
其实，在救助过程中，不同人群区别对待，这是自唐朝中期以来土地、赋役制度的改革，即有土地者（有产者）直接向国家纳税，而无地或少地者，向土地占有者缴纳地租。因此，当灾荒发生之时，无产者就直接得到国家的特别赈济，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
不过，在灾难之时，政府也不是完全一点都不照顾“有产之家”。因为，救荒之政分为三类：赈济、赈贷和赈粜。
赈济，对孤寡、贫弱、疾废和乞丐等贫困户发放口粮，以延续他们的生命。
赈贷，对有一定家产的人，以比较低的利息或无息借粮种给他们，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赈粜，对有一定家产的人，官方通过平抑粮价的方式，把低于市场价的粮食卖给他们。
而要想顺利推行这三种救助制度，“抄劄”制度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为了确定实际的救济人群，将灾伤分作四等抄劄，分为仁字、义字、礼字和智字。
仁字指有产税的富豪之家；义字指虽有产税，但也受灾歉收者；礼字指五等下户及佃户；智字指孤寡、贫弱、疾废和乞丐之人。
除了仁字的富豪不赈救外，义字者赈粜，礼字半济半粜，智字全救济。这说明，宋朝的救济制度非常完善且详细，这保证了救济效果。
纵观历代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最终社会矛盾激化成全国性的大起义，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较大范围和特别严重的自然灾祸的发生，如隋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山东等地的水灾，三十多个郡被大水淹没；唐代后期农民战争是因关中地区大旱；明末农民起义是因陕北、河南、山东等地大旱、蝗灾；也就是说，每次都是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总是会爆发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二是统治者在自然灾害发生之时，不仅不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剥削民众，前面提到的历代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无一不是如此。
而只有宋朝，在面对灾荒之时，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养兵、救荒等，令豪强出钱粮救济灾民，既缓和兼并、富人与低层民众的矛盾，又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同时又安抚好了饥民，使百姓不至于走投无路进而铤而走险，这就将起义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当然，宋朝之所以能很好地扼杀农民起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百姓太善良了，只要让他们有一息生存的条件或机会，就不会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而宋朝救助灾民的荒政总能使濒临绝望的民众看到一线生机，不得不说，宋朝的“平乱、止乱”策略非常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