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抗倭的事迹每个人都知道,其实不仅是戚继光时代,整个明朝几乎都有倭寇之乱,可让人特别奇怪的是,这个现象一到了清朝,就好像再也没有人提起了,说起清朝,人们都是听说过关外的游牧民族的战争,在没有听说过倭寇了。
其实不是没有听说过,而是清朝是真的没有倭寇之乱了,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日本做邻居,换一个朝代就没有伤害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倭寇良心发现,立地称佛了,那肯定是不可能的,要说清楚这个事情,还是要从两个朝代两个国家不同的地方说起。
明朝刚刚建国的时候是百废待兴,毕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总有一些人有着固定的营生,比如海边的渔民和一些做海外贸易的人,但朱元璋没有顾忌这些人的感受,而是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就是禁海。
所谓的片帆不得下海,这主要是为了发展当时非常薄弱的本国生产力,而且中国一直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为了让物质尽快的充盈起来,朱元璋用重农抑商的方式让绝大部分的劳动力回到土地。
其实,这在建国之初是很好的办法,但是,封建制的帝王之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有着许多的规矩,其中一条就是祖宗成法不可变,这句话如果较了真,就麻烦了,因为这个世间,从来就没有适合任何时代的条文。
人们不管做什么,都是依据当时的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其实,明朝的后来皇帝也不是一点改革都没有,但偏在这个问题上较了真,这就为倭寇之乱准备好了条件。
我们再来看看倭寇的成份,倭寇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日本人,其实也不全是,他们也包括了海边的渔民和原来靠海外贸易为生的人,当他们原来的工作被告知成为非法之后,他们并没有改行。
当然这其中有不愿意改的,也有一些是其他不会,改不了的,于是他们就改变了工作的性质,那就是从地上工作转成了地下工作,这可以说是倭寇最初的来源。
当这些本国的成为非法之后,贸易的那一头,日本的伙伴,也跟着就成了非法的,一旦遵纪守法的底线被打破,他们也就不局限于做生意了,方便的时候就开始抢,久而久之,抢的时候更多,做正当生意的时候更少,最后甚至发展到了全部都抢了。
做生意本来就是逐利的行为,一个开明的商人不会固定在一个行业里,而是追着钱走,当时的日本还处在战国时代,国内环境相当混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如果明朝这方能够规规矩矩的做生意,他们也许还会遵守规则。
但如果明朝这方一乱,而且在乱局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日本那些在乱世中衣食无着的人,自然就多了一条生存之道,反正乱世之中人命就是贱,就只能拼命活下去。
于是,来到大明沿海来混生活的越来越多,毕竟抢劫是无本生意,比起正当做生意的成本其实还是更低的,尤其是在大明大部分时间都抗倭无力的情况下,于是,这种无本生意后来就越做越大,渐渐成了团体作案的多,散兵游勇的少。
明朝这边的渔民和做海外贸易的人本来就和日本人联系,这种情况下也可能继续合作,告诉人家那里的东西多有好抢,这就助长了倭寇的能力,大明的大多数时间,海边的渔民都非常恐惧倭寇。所以戚继光强力抗倭之后,当地百姓才会那么的感恩戴德。
不过整个明朝,日本也不是全部都在战国时代,因为万历年间的朝鲜之战时,日本已经被丰臣秀吉统一了,随着国内统一力量的加强,倭寇就没有那么多了,但他们并没有给明朝省事,而是集中力量进攻朝鲜。
让明朝费了更大的力气去打朝鲜战争,不过还好,随着我们坚决的抵抗和丰臣秀吉的去世,朝鲜战争总算结束了,当然,如果不死,我们也会赢,只是又要费时费钱,所以还是死了结束得快些。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相当于乱世的结束,日本对国民的管束也加强了,而且 没有了战乱的骚扰,大部分人也可以安居乐业,不用出来当倭寇了,所以,万历之后,日本来的倭寇的越来越少,但万历之后不久。明朝也就灭亡了。
自清朝入关以后,海上之患不是倭寇,而是南明,南明的一个皇帝长期住在海上,他死了之后,郑成功等都是南明的力量,加上一直就存在的海盗,所以,清朝最开始也是禁海的,其主要目的,是断绝海上从陆地获得物资。
随着南明力量的消失,康熙年间,有恢复了海上贸易,所以在清朝时代,最开始作为打击敌人的手段进行的海禁相当严厉,而后有开始了宽松的贸易政策,最主要是没有日本的乱世作为基础,所以,清朝时代,基本就没有倭寇的出现。
这看起来是一个好事,但这种好事并不长久,因为当我们再次面对日本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倭寇抢东西那么简单了,整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整个中国的痛苦,而不是沿海居民的了。
倭寇之患参加让那个我们的祖辈难受,是因为国家政策不能顺应人民需要产生的,如果明朝在国家昌盛之后及时开放海禁,也许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谓祖宗成法,不是不可以改变,比如朱元璋曾经规定不得设立宰相,皇帝后来设立的内阁,其实也就是宰相的作用,这不过是变个法子而已,所以不能及时开放海禁,还是因为统治者没有进取开拓的思想,总想着关起门来就安全,但这世间,哪儿有这么简单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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