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即使安禄山不起兵反叛，也会有别的人叛乱，果真如此吗？
节度使的强势崛起，其实已经为唐王朝埋下了祸根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最初主要是为了边境防务而设置，只是个单纯的军事职位，在朝廷掌握财权和行政权的情况下，威胁其实并不大，然而从唐玄宗中期开始，节度使的权力开始逐步加大，最终形成了掌握军权、财权和行政权的“国中之国”。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节度使是如何逐步掌握军权、财权和行政权的。
1、军权。自唐太宗去世之后，随着国势的稳定，唐朝对外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唐朝开始在容易遭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尤其是陇右、河东和东北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驻扎军队，并从景云年间开始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然而，唐王朝依靠地方指挥的军事小镇，面对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疲于应付。于是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唐朝开始恢复都督府，并在边境设置大集团军队，到开元十年（722年）时，边疆军队已经多达六十多万，而节度使便是这些大军团的统帅。同时，随着府兵制的崩溃，各镇节度使开始逐步推行募兵制，由于节度使掌握着士兵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节度使开始逐渐掌握藩镇兵权。
2、财权。藩镇最初的财政供应，还主要依靠朝廷提供，但随着边境的驻军越来越多，朝廷已经很难满足供应。于是，朝廷不得不对后勤供应制度进行改革，于仪凤二年（677）开始逐步推行屯田制，即由各地驻军开垦农田，一定程度实现自给自足。初时，军屯产出的粮食还必须由朝廷统一支配，但由于这种制度使得各地将领往往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影响了他们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威，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于是，朝廷又不得不将防区的财政权逐渐转移给了各地驻军将领。后来，朝廷甚至将防区内的食盐资源也交给了地方军队。如此一来，边境军队的确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各地节度使却也将财政大权牢牢抓在了手中。
3、行政权。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长期的乱世，导致朝廷的行政区划极为混乱，受朝廷直接管辖的一级行政区太多，而一级行政区的管辖区域又太小，虽然李世民曾大力对“州”进行裁并，但到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仍然有多达358个州。为了便于管理，唐太宗于是按照交通线路将全国划分为10道（后增至15道），由朝廷派遣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安抚使、存抚使、采访处置使等不定期对各道进行监察。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开始在各道分置采访使，采访史开始成为常设机构。天宝中期，为了降低地方官员对军事行动的掣肘，朝廷又开始由节度使兼领采访史。如此一来，节度使的确可以在辖区内做到如臂使指，军事行动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辖区数州的行政权却也落到了节度使手中。
事实上，到天宝年间时，节度使已经从单纯的军事职位，开始成为坐拥军、政、财大权的一方军阀，而他们所负责的防区，更像是一个个“国中之国”，虽然此时他们依旧听命于朝廷，但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祸乱埋下了隐患。
中央朝廷从唐玄宗中期开始，已经呈持续衰弱态势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和后期，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形态。在位前期，李隆基绝对算得上是一代明君，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拨乱反正，进而开创了“开元盛世”。
而开创了盛世之后，随着天下承平，李隆基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不仅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了曾经的节俭之风。随着李林甫入主中书，他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不仅导致朝纲混乱，更是提出了重用胡将的建议，间接导致了安禄山等胡将的做大。
之后，李隆基又因独宠杨贵妃，不仅想尽办法的获取其欢心，更是使得其族兄杨国忠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宰相高位。在杨国忠的专权下，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唐王朝之所以始终未对安禄山保持警觉，除了安禄山的演技之外，各级官员的贪腐同样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唐玄宗的太子李亨，他不仅因宠信张皇后而纵容其干预政事，更是宠信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的宦官，任其操纵军政大权，导致宦官势力日益嚣张，为唐王朝后期的宦官之祸埋下了隐患。
虽然唐肃宗李亨之后的唐代宗李豫堪称一代明君，然而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改革遭遇挫折后，满腔热血竟然就此消失殆尽，更是任用宦官担任禁军将领，直接导致了宦官的强势崛起。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唐玄宗在位后期开始，中央朝廷的衰弱已经呈现不可逆转趋势，即使中间曾短暂中兴，却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安史之乱，随着中央朝廷的持续衰弱，再加上边镇的不断做大，谁又能保证所有节度使都没有野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