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刘禹锡原本是好友，为了什么事，两人互不往来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时代，唐诗宋词是文化艺术宝库的明珠，伟大杰出的文人更是如同井喷般爆发。明朝人将这时期的八位文人，合称“唐宋八大家”，这可谓是顶尖的赞誉。要知道，从唐到宋也就八百年历史，相当于100年评一人，难度远胜过诺贝尔文学奖。
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具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称的韩愈，尽管苏轼的名气更大，但他排在第一，似乎也无可争议。然而，流芳百世的韩愈，成名之路却异常艰辛。
学而优则仕，换句话来说，要想证明自己的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扬名立万。否则，就只能做一个落第秀才，地位大大下降。韩愈的科举之路相当坎坷，连续考了三次，才中进士，这与那些一举中第的天才选手相比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且，当时进士不能直接当官，必须要通过朝廷的选官考试，这一下韩愈又考了三次。
直到29岁，他才当上微末小吏，35岁时终于上调京城。此时，他结交了同时入京的柳宗元和刘禹锡。此二人更年轻，少年得志，才气逼人，他们结为好友，互相唱和，关系十分融洽。韩愈特意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中提到：
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
可见，当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的关系有多么好。可是，就是在这两句诗之后，他却偏偏加上了另外四句，让这段友谊蒙上了阴影：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这是什么意思，它说的是韩愈认为自己现在遭遇了人生的困境，可能是因为有人将他对朝政的言论泄露出去了。他没有实锤证据，但他却怀疑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所为，他二人肯定有问题。
原来，在贞元十九年时，韩愈担任监察御史。这个职位就是检举官员，向皇帝提意见，正好对韩愈的胃口。我们知道，晚年的韩愈尚且为唐宪宗迎佛骨劳民伤财还上谏，差点掉了脑袋，年轻的时候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嫉恶如仇。
当时，他发现长安地区发生旱灾，颗粒无收，然而官府却照常收税，闹得民怨沸腾，所以向唐德宗进献了《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可是，这就得罪了管理长安的京兆尹李实。李实倒打一耙，在皇帝面前反诬韩愈，将他贬到连州阳山县令。阳山县在今天的广东省清远市，与京城相隔千里，这是韩愈在政治上第一次重大打击。
环海沉浮，本不是什么稀奇事。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就算唐德宗驾崩，李实被贬，韩愈也没有得到回京的命令，只不过是改在江陵为官。他发现不对劲，所以写了上面所提到的《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这三学士分别是王涯、李建、李程，也是不得意之人。
韩愈认为，当年他与李实交恶，柳宗元和刘禹锡就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原因很简单，柳宗元担任过渭南主簿，刘禹锡做过蓝田县尉，两人当时都归京兆尹李实所辖，所以自然偏袒老上级。韩愈怀疑就是这二人将背后捣鬼，将他对朝廷的不满告诉李实，这样才会被李实精准打击，贬至天涯海角。
更重要的是，唐德宗驾崩后，唐顺宗信任王叔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改革派的主力干将，他们却不带韩愈一起玩。即便是改革派力量单薄，却没有拉拢韩愈，将他调入京城，这种态度当然让韩愈更为怀疑。
所以，后来韩愈对永贞革新的评价很低。而且朝廷变化很快，唐宪宗继位后，就将新法废除，“二王八司马”都被贬出长安，其中就包括了柳宗元和刘禹锡。韩愈这才迎来了出头之日，他被召回长安，担任国子博士。
此后，虽然韩愈表面上既往不咎，并与柳宗元继续推动了“古文运动”。但是，他却在心里对二人极度冷淡。即便刘禹锡漂泊为官那么多年，却始终没有伸出援手，可见成见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