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在兵部尚书陈新甲、郎中张若麒催促下，洪承畴誓师宁远，次日抵达松山，结营城北、乳峰山岗，于乳峰山、松山城之间，立步兵七营，骑兵驻松山东、西、北三面，“合骑步兵共号十三万”。

清军兵力当少于明军，已是竭尽全力吸收蒙古、朝鲜等外援的结果，也包括不久前降清的汉三王部，他们携带红衣大炮参战。对战局亦有相当影响。

1、粮道断绝导致明军大败？

八月初六日，多尔衮、豪格报告皇太极：“敌兵来者甚众”，十一日再报“敌兵来者实众”，请求增派休整的济尔哈朗军。皇太极决定亲征，因流鼻血，缓行三天，十五日告庙起行，日夜兼程，赶往锦州，十八日到达松山。

据说，皇太极见明军布阵严整，叹曰：

“人言承畴善用兵，果然，我诸将所以惮之也。”后经反复观察，发现洪承畴用兵漏洞，“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

遂遣人自锦州西往南，穿越松、杏间大道，自乌欣河南端直抵海口，“指日间”掘大壕三道，各深浚八尺，宽丈余，人马不得过，断绝了明军饷道。

以往论及松锦战役者，总以明军饷道断绝为失败主因，这值得怀疑。饷道断绝，固然影响明军士气，如决战前夕军事决策时，吴三桂、张若麒等主张回宁远就粮就是一例，但缺粮不致对战局产生立竿见影的关键影响一即使明军突围失败后，尚有“（松山）米粮有限，主客聚食三月之后恐不可支”的报告，而洪承畴等万余人被困松山，尚能坚持半年之久，乃因有“松城粮米，若无客兵，可食一年”之积蓄，可见，饷道被断，不至于形成迫在眉睫的压力。

而清军挖壕掘沟的办法，能否对明军造成致命伤，也值得重新探讨。

当时，洪承畴受朝廷压力，决意速战速决，“我兵既出，亦利在速战”，故“决意孤注”解围制胜，希望“诸君悉力”，破釜沉舟。在不能准备得更充分的情况下，洪承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策是正确的。

皇太极八月十八日抵达松山，在明军眼皮底下掘三道宽、深各八尺的大壕，洪承畴不会毫无所知，但未作理会，盖意在速决。三天后明军开始突围，冲击清军阵地，大壕仍尚未合围，这是事实。

2、明军三次大损

八月二十日黎明，明清双方“大战，胜负未分，天晚收兵”。

八月二十一日辰时，明军冲击清军镶红旗阵地。《清实录》所载“敌袭我后，相距百步”，皇太极亲自督阵，“张黄盖，率数人往来指挥布阵”，实际上是清兵“遇伏而退”。明军遭清红衣大炮猛烈轰击，伤亡1500多人，欲以优势兵力夺清红衣大炮，以天气恶劣未成。

清军报告“斩首二千级”，却不乐意承认以下事实：

“右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令右翼兵击之，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驻营之地，为敌所夺，骑兵固山额真叶臣等领兵至半途而止，未与敌对阵”。

此外，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因“不谙路径，不知何往”，也未能参加八月二十一战斗，直到次日黎明战斗结束才出现，使皇太极勃然“大怒”，“叱之去”。时八旗清军有两红、镶蓝三旗兵丁作战失利，余下几旗，包括皇太极直辖的两黄旗侍卫亲军也是表现不振。

但是，二十一日夜明朝总兵王朴“怯甚，已先遁”，死伤甚多，这是明军第一次大损。于是各帅争驰，军心动摇，造成混乱，突回松山城者“三之一”，至少有4万人，婴城固守，“其二决围冲阵”，当有8万多人，这是二十二日战事。受阻明军，或入塔山，或溃入海，这是明军第二次大损。

至二十五日，明军欲向塔、杏，遭截，“数万”明军移屯海岸，“尽没于潮”，这是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清方记载明军共伤亡5万多人，大半当没于海，且多六总兵部，余有“三万得归宁远”基本符合事实。

参加八月二十二日战事者，尚有辽东宁远卫人、在籍新泰知县刘文盛所率“子弟义旅随吴总镇援剿松杏，大获奇捷”。

3、明军唯一一次扭转战局努力

八月二十二日夜，发生惊心动魄一幕。

皇太极亲自率兵移近松山，“欲四面浚壕围之。是夜，明总兵曹变蛟率乳峰山马步兵弃寨而遁，欲冲围出。至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阵地一次，至正黄旗骑军宗室巴布海、张屯等阵地四次，俱为我兵击败。敌兵一半突入御营，时守御营右翼大臣、侍卫等，俱未至阵地，军中大惊”。

《实录》虽屡经改篡，但以下事实仍然清楚：

一是清军大壕在二十二日尚未挖成合围；二是大清皇帝、前线统帅皇太极的御营遭到明军曹变蛟部袭击。

稍具军事常识者即应知道，皇太极御营遭冲击，这意味着什么？

当时，皇太极的侍卫、亲军完全没有防备。守卫御营营门的镶黄、正黄、正白等旗内大臣、侍卫、护军等分左右翼防守，其中右翼正黄旗大臣、侍卫等“俱未至”，曹变蛟军突入时，“惟侍卫坤独立门中”，旁有侍卫穆成格、诺尔孙“立于门旁，不能堵御”，其他守夜官员、侍卫、亲军等皆“散立营门左右”。

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明军，皇太极所受的惊吓可以想象！

镶黄旗图尔格守卫营门，“首发矢殪二人”，其弟“伊尔登与内大臣宗室锡翰整兵拒战”，激战中“变蛟中创败去”。

此外，正白旗辅国公、努尔哈赤六子塔拜子额克亲，在曹变蛟“夜突上营”时，“偕内大臣锡翰力御却之”，图尔格、伊尔登是天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的第八子、十子，但图尔格未见载《实录》受赏名单，惟其弟伊尔登、锡翰等得赏银200两。

曹变蛟是“明季良将第一”曹文诏之侄，洪承畴手下八大总兵之一东协总兵。

“明军失去了摧毁清军统帅部，从而有可能扭转战局的一次大好机会。”

明清易代过程中，充满稍纵即逝的可能性，这又是一个例子。兵计之万无一失，兵机之间不容发、瞬息万变，于此也可见一斑。

皇太极被袭原因，首当求之于双方的战术布置。

前一日，皇太极估计“今夜敌兵必遁”，将八旗兵将分左右翼“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并要求“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

若清军人数不支，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而明军突围从清前锋阵地经过，故清前锋、护军及护军统领、骑兵、骑兵固山额真等均一股脑儿尾随而去，分散追击明军于杏山路、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笔架山、塔山路、连山、桑噶尔寨堡、小凌河口、小凌河西至海滨、库鲁克达尔汉阿赖毛海处，且遵照皇太极之令，“如无谕旨，不得擅还”。至二十二日“黎明，诸将遵奉上命，各赴汛地，邀截敌兵”。

皇太极将八旗军队几乎如数派出，却未留足够兵力保卫自己的大本营，犯了低估明军战斗力的错误。而皇太极被袭之际，护军校诺和多尔等“前往侦探，见敌不报，从间逃遁”，足见明军来势凶猛。

4、皇太极何以差点被俘？

洪承畴的战术布置，则是“急发马步闯围，以图内外夹击”。

具体说，一是以吴三桂、马科、白广恩、唐通、李明辅等六总兵突围就粮，“回头”即与曹变蛟、王廷臣二镇所率万余精兵合力，打破清军包围。

这也是吴三桂等突围后晚一天，曹变蛟才开始数次冲突清军阵地的原因，皇太极被袭自非明军误打误撞，所谓“洪承畴过分持重，未能乘锐出击，失掉了可能取胜的机会”的看法，也仍有斟酌余地。

皇太极被袭反映清军实力不足。

即使“溃围”之后，崇祯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明朝兵部咨行户部发过饷银及盐菜草干银26万两“星夜接济”，而被围伤残各兵不计外，“见在之主客亦足以资战守矣”。十天后，因兵部叫苦“两库若洗，三饷俱穷”，彻底搜刮才凑足9000两，崇祯帝发内帑8万两接济关外“月饷”，而津抚报已运兵部所发“食米”52万中的35万（石）至关宁。

明军收拾残余仍可支撑一时。入冬之后，清以“刍粮俱尽，将解围而归”，清军仍不占上风。

将本来不足的兵力，专注于追击突围明军，皇太极之被袭亦咎由自取。

倘若说洪承畴用兵有前权无后守，实有舛错，而皇太极则几乎搭上身家性命，比洪承畴绝无高明之处。

事实证明，松锦决战，双方部署各有短长，洪承畴既受制于兵部，则皇太极更输洪承畴一筹，给他帮忙的是老天爷和一支射中曹变蛟的乱箭。

皇太极虽大失面子，却侥幸保住性命。

虽然明史并未记载这次被袭，但是从战事结束后的处罚，可以看出端倪：

失事正黄旗内大臣、护军、侍卫等均遭严惩，被饿禁3天，外加鞭打、贯耳鼻等肉刑，并降罚有差。内大臣武勋王杨古利次子、超品公塔瞻以“所领侍卫、护军，巡守不严，为敌所乘”，被降一等公，罚银1000两；内大臣多尔济“身未擐甲”，罚银500两，内大臣扎雅汉瞻、塞冷、布延等各罚银200两。

此外，来自蒙古扎鲁特、察哈尔、科尔沁等部的俄济尔桑、塔什垓库鲁克、阿鲁哈等因系“国戚内大臣”免罪；都察院承政、正白旗内大臣“国舅”叶赫那拉氏阿什达尔汉，在曹变蛟突袭时，“安坐帐中，不至上前，逐令还本旗”。

5、洪承畴何以被俘？

九月十二日，因宸妃病重，皇太极返回盛京。临行布置仍是八旗将士“围守”锦州、松山、杏山、高桥，清军即“于松杏之间，挖壕断道，筑壁固垒，驰骤宁塔，眈眈虎视”，新任提督吴三桂乘夜劫营也告失败，洪承畴固守松山待援整半年。

此间，洪既奉命“死守松城”，明军粮饷援军接济不及，内部出现明显叛变迹象。协守副将夏成德降清之意，早经松山前锋中营副总兵朱文德“亟白经略洪公”，却被洪承畴“姑缓之”。

洪承畴或许也已失去坚守信心。此前与农民军作战，洪承畴以善于“御将”闻名，压制也好，苛待也好，驾驭将士用命，他是有一套的，这次却难起作用。

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深夜，松山城守副将夏成德，质子夏舒，树梯城南约降，清军鱼贯而入。次日凌晨，包括明军主帅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在内的大小百余员将领及3000明军在猝不及防中被俘。

皇太极下令，将洪承畴及祖大乐、祖大名等“祖家二将”送往都城沈阳，约降之夏成德部下男女1429口保全，其余包括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鲛在内的不降的文臣武将及3000明军全部被杀。

松山失守，与之犄角的塔山、杏山、锦州随即失去屏障。

三月，明朝锦州守将总兵祖大寿献城降清，四月，清军用红衣大炮轰陷塔山、杏山城墙20余丈，塔山三营明军7000人被杀，松、塔、杏三城俱毁，松锦战役以明军失败而告终。

6、清军获胜的偶然性

监军张若麒被斥“本不谙军旅，谄附杨嗣昌，遂由刑曹调职方，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道出明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而明军失败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其一是总兵王朴怯逃，造成混乱，明军分路突围，分散了力量，使本占上风的优势兵力失去作用，在清军围堵截杀下“溃围”，带有一定偶然性； 其二是突围明军遭遇海潮，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造成明军重大损失。 既决定突围，必遭清军堵截，亦必损兵折将，这都不难预计——若突涨大潮，超出平常规模，事先实难预料。气候是否为明军致败重要因素，值得深入研究； 其三是洪承畴组织突袭，曹变蛟夜袭御营负伤，明军丧失一大好战机，也具有偶然性； 其四是洪承畴未能惩处夏成德，不知何故。如此众多的偶然性，能否由明廷“浪战”一语而蔽之，实在值得深思。

清军亦无必胜把握。

多尔衮后来曾对洪承畴说：

“昔年大兵攻锦州时，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如松山之役，我频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卿后虽无成，亦足见卿之能。我之体弱精疲，亦由于此”。

他所说的“我兵存身无地”、“我颇劳心焦思”，传递出松山鏖战中清军所遇凶险局面，侥幸之情跃然纸上。

清军要打持久战，同样面临军心不稳，士气不振。

皇太极不经意间曾透露：

和硕郑亲王、多罗武英郡王、豫郡王，尔等明知洪军门十三万兵来援，竟急走还，甚属不合，尔武英郡王所谓武英者，安在哉？尔豫郡王在中后所，曾有不战之罪，自称愿效力以赎前愆，斯言又何在耶？尔等此罪，较睿亲王、肃亲王远营林中之罪，诚稍轻乎？但以不可胜罪，故明知而姑宥之耳。

可见，八旗主帅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豪格及多尔衮等都对洪承畴怀有畏惧之心，或想逃跑，或欲远避，军心甚是不稳。两红旗、两蓝旗驻军地，固山额真叶臣等敛兵不与争。”

八旗中四旗失利，参战蒙古兵“上阵之心，不如八旗之兵”，而汉军“或令家人代去者有之，或推病不去者有之”，“换班之大弊”几使清军围困锦州计划破产。

科尔沁蒙古的恩格图，受命“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击明总督洪承畴，恩格图违上方略，遇敌不前”。可见，清军士气不振，普遍弥漫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

明清双方既然都要以持久战决胜负，又都没能具备打持久战的条件，那就很难从以上提到的偶然因素中归纳出明军战败的必然性。

清军损失自当不小，但只有零星材料提到战死者。

如“素勇敢”的镶红旗瓜尔佳氏劳萨随济尔哈朗围锦州，崇德六年四月战于松山，“身被重创”而死；正蓝旗达珠瑚之子梅勒额真翁阿岱战死，尸体被卓布泰抢回，同时战死的有辉兰、雍贵等；正白旗的库礼“攻松山北崖”，被明军炮手击中而“不为动”，当明军攻击正红、镶蓝的阵地时，他与左翼将领勒卜忒回击，“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等等。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