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取胜,南宋流亡政权灭亡。元朝统一全国。
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今天的新疆、西藏、外蒙古、云南、东北、澎湖及南海诸岛,都在大元统治范围之内,还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分,东到白令海、锡金、不丹、克什米尔东半部、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老挝、朝鲜东北部。
1368年,汉人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北伐驱逐元廷攻占北京。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灭亡。
那曾经疆域广阔强大无比的元朝,为何短短98年就灭亡了?
一、元朝统治者并不像其他王朝一样,把天下真正当成自己的天下尽心经营,从而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而是自始自终都把自己当成少数人的政权,自始自终不愿意与广大汉人共有天下。这种观念使他们的的统治缺乏长远规划,而是目光短浅地认为应该自己独吞权力与财富。
二、元代统治者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财政规划,总是大把大把地赏赐,大把大把地花钱,钱花完了就发钞(纸钞),钞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就变更钞法,旧钞换新钞,中间再狠狠地掠夺一次百姓。
元代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变更了三次钞法,即使这样,统治者还一直叫唤着没钱花。如此频繁的变更钞法、滥发纸币,最终导致了元朝财政的崩溃。
三、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集团日趋腐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民财,各族人民无法生存,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了。
四、元朝上层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疏离,学界习惯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汉化迟滞”。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政权欲在中国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统治者必须一定程度的“汉化”或“中国化”,这是无庸置疑的。
作为当时蒙古各大汗国宗主国的元朝,儒家的意识形态一直不能成为施政的核心政治思想。而蒙古统治者,也没能提供一套超越儒家思想而又能够被中原汉地所接受的政治思想。
说到这里有人肯定会有疑问,作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不是依照汉人王朝的那一套制度登基称帝、设立国号年号等,怎么看都是对“汉化”的亲近,何来疏离之说?
在统一草原后,蒙古政权开始向汉地扩张,为方便在汉地的统治,忽必烈开始吸收一些汉文化中的统治方式和权力符号,如设立国号年号、采用儒家的礼仪、制定历法及设立都城等。
忽必烈采取这些汉制,并不代表他真正信仰和遵从汉人的制度。比如历代帝王必须主持的“郊祀”大典,元朝皇帝一般只是派人参加,而不亲临。第一次参加南郊祭祀的元朝皇帝是元文宗,时间已经是1330年。这表明蒙古统治者采用汉制是一种治术,而非文化上的认同。
那蒙古统治者把采取汉制当作一种治术而非文化认同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蒙古帝国征服了大部分的欧亚大陆,蒙古统治者除了接触到汉文明外,还接触到了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吐蕃的佛教文明,这些文明与汉文明一样,都有着悠久历史、古老传统和丰富的治国思想,因此汉文化并不是蒙古人可利用的唯一资源。
忽必烈所推行的政策是要笼络境内所有宗教,对汉人儒士,他俨然一副儒家思想体系拥护者的姿态;对吐蕃和汉地僧侣,他则把自己刻画成一位热心地佛教徒;对穆斯林,他则表现的像他们的保护者一样。这样像变色龙一样的角色,对忽必烈来说异常重要,因为他是在统治一个多宗教、多民族杂居的帝国。
而汉文化又是一种比较同质性的文化,缺乏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无法为蒙古统治者提供治理多元大帝国的政治合法性。
参考资料《元朝灭亡文化因素的思考》、《浅析元朝的统治政策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