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争夺汗位的需要和欲成为天下之主的心理使其定都大都
而原本的金中都城，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对于当时的忽必烈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
如今的北京当年被后晋皇帝石敬瑭献给契丹人之后，就深得器重，契丹在此设立南京，而后来的金国在此建立中都城。
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在嘉定七年（1214年）就攻陷了金中都城，当时的金国迁都金南京也就是开封，不过蒙古大军只是将金中都劫掠焚毁，并没有常驻下来，金中都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蒙古汗国兴起的时候，都城在漠北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城市，位于鄂尔浑河旁边，但与其说那是一座城市，不如说就是个老巢。
草原上原本就是以游牧为生，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城市。各个部族在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就会离开，整体迁移，所以哈拉和林也存在很多的缺陷。
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汗国就已经非常广袤，东西横跨上万里，而他驾崩后，黄金家族继续大规模对外征战，向西南亚洲、中原与欧洲进军，蒙古的地盘越来越大。
兄弟相争，两汗并立
成吉思汗传位窝阔台，但是窝阔台家族对于蒙古汗国的掌握，到了贵由这个时期就断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所生幼子拖雷的家族。
当年继承汗位的虽然是窝阔台，可成吉思汗大多数的军队与百姓、财产都归了拖雷。
拖雷的家族极其强悍，拖雷的长子蒙哥成为了新的蒙古大汗，但他在钓鱼城意外战死，因为没有确定继承人，蒙古汗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汗位争夺事件。
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各自的势力支持下，都想争位，而蒙古帝国之内的察合台汗国等也都卷入，蒙古帝国因为这场兄弟之争，陷入了撕裂的状态。
阿里不哥作为拖雷的幼子，的确有“守灶”的优先继承权，但是忽必烈战功赫赫势力庞大，根本不愿意屈居人下，他在中原经营多年，有心一搏。
阿里不哥
实际上，阿里不哥得到了相当多的蒙古贵族的支持，在漠北率先称汗。
而在阿里不哥称汗之前，忽必烈抢先称汗，只不过没有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这么一来，蒙古内部就陷入了撕裂，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兄弟战争。
蒙古帝国实际上已经破裂，而忽必烈最终虽说战胜夺得汗位，但却无法得到其他大多数蒙古汗国分支的支持，忽必烈能够依靠的并非蒙古旧贵族，而是在汉地聚集的势力。
双管齐下，天下之主
作为当年蒙古进军中原的头子，忽必烈在征战南宋与大理的过程中，积攒了大量的势力，而中原才是他的根据地，他在这个地方势力比在蒙古草原要强大。
都城肯定要定在自己强势的地方，可也不能过度远离草原。
忽必烈并没有得到广大的蒙古贵族支持，对于草原的掌握能力，只能依靠强势手段，如果离得太远就不好控制，所以需要离草原比较近。
大都与上都
如此一来从前的金中都成为了理想选择，这里扼守着辽东与华北的咽喉，既能南下中原，又可以进军蒙古草原，是个非常完美的建都地点。
更何况，哈拉和林就好像是个临时的集散点一样，没有城墙能够防守，而且草原的生态脆弱难以支撑太多的人口，也就能够驻军比较多。
除了大都，忽必烈在宝祐四年（1256年）还下令建设了元上都，并且在此正式登基。
元朝贵族巴图鲁向忽必烈推荐北京的时候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那时候像是长安、洛阳、开封等地都可以作为都城，但是都远离漠北，忽必烈想要做蒙古大汗更想要做天下的皇帝，那么定都在燕京，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从景定五年（1264年）开始，忽必烈就下令兴建新的都城，刚开始还是定名中都，之后才逐渐改成大都，称作是元大都，成为元王朝的核心所在地。
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是个汉人，他按照《周礼》进行了整体的城市设计建设。
“大都”总体平面布局，据于《周礼·考工记》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设计。
“皇城”为核心部分，位于全城南部中央略偏西，跨太液池即今北海、中海两岸，周围约20里。
“皇城”内，围绕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有3组殿——南为大明殿，为皇帝“正朝”；北为延春阁，皇帝在此接见大臣和修佛事；西隔太液池，南为隆福为太后所居，北为兴圣，为太子所居。
城区，亦按《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布局，分成东西或南北向的街道坊衢。
“海子”，即今什刹海东岸，确立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城内鼓楼。阁西15步立有“中心之台”的石碑。中心台至丽正门，即大城的南正门，距离为全城“四至”的基准，这条直线也是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全长6里。在今景山北，已发现元大都的中轴大道，宽达28米。
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沿着纵横干道，划分为50坊，坊均有门，署有坊名，是行政管理上的地段名称。
全城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城中市场集中在三处——海子（积水潭）北岸的斜街，是大运河终点；今西四附近，是羊、马、牛、骆驼、驴、骡等集中交易处；东四西南，在明照坊内。三处均在北城，皆为街道冲要之地。
“大都”，很好解决了城市用水问题，围绕高梁河下游的湖泊周围建城。同时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景定三年（1262年）由郭守故主持，汇西山诸泉水进城，连通高梁河与闸河即通惠河，使江南漕船可直达城内海子，即解决了漕运，又形成了水面盛景。
“大都”设计，体现了皇权至上观念，对明清两代皇城建设，形成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古都史和建筑史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年金中都建设动用人力120万，然而元大都仅仅民夫就动用超过156万，咸淳七年（1269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次年定新都为大都，他认为此城配得上他“大之至也”的王朝。
可以说忽必烈定都北京，一开始是因为出于他为了争夺汗位的形势需要，之后就是他想要做天下之主中原的皇帝，所以定都北京，成为了忽必烈独一无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