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原本的金中都城,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对于当时的忽必烈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
如今的北京当年被后晋皇帝石敬瑭献给契丹人之后,就深得器重,契丹在此设立南京,而后来的金国在此建立中都城。
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在嘉定七年(1214年)就攻陷了金中都城,当时的金国迁都金南京也就是开封,不过蒙古大军只是将金中都劫掠焚毁,并没有常驻下来,金中都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蒙古汗国兴起的时候,都城在漠北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城市,位于鄂尔浑河旁边,但与其说那是一座城市,不如说就是个老巢。
草原上原本就是以游牧为生,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城市。各个部族在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就会离开,整体迁移,所以哈拉和林也存在很多的缺陷。
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汗国就已经非常广袤,东西横跨上万里,而他驾崩后,黄金家族继续大规模对外征战,向西南亚洲、中原与欧洲进军,蒙古的地盘越来越大。
兄弟相争,两汗并立
成吉思汗传位窝阔台,但是窝阔台家族对于蒙古汗国的掌握,到了贵由这个时期就断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所生幼子拖雷的家族。
当年继承汗位的虽然是窝阔台,可成吉思汗大多数的军队与百姓、财产都归了拖雷。
拖雷的家族极其强悍,拖雷的长子蒙哥成为了新的蒙古大汗,但他在钓鱼城意外战死,因为没有确定继承人,蒙古汗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汗位争夺事件。
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各自的势力支持下,都想争位,而蒙古帝国之内的察合台汗国等也都卷入,蒙古帝国因为这场兄弟之争,陷入了撕裂的状态。
阿里不哥作为拖雷的幼子,的确有“守灶”的优先继承权,但是忽必烈战功赫赫势力庞大,根本不愿意屈居人下,他在中原经营多年,有心一搏。
阿里不哥
实际上,阿里不哥得到了相当多的蒙古贵族的支持,在漠北率先称汗。
而在阿里不哥称汗之前,忽必烈抢先称汗,只不过没有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这么一来,蒙古内部就陷入了撕裂,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兄弟战争。
蒙古帝国实际上已经破裂,而忽必烈最终虽说战胜夺得汗位,但却无法得到其他大多数蒙古汗国分支的支持,忽必烈能够依靠的并非蒙古旧贵族,而是在汉地聚集的势力。
双管齐下,天下之主
作为当年蒙古进军中原的头子,忽必烈在征战南宋与大理的过程中,积攒了大量的势力,而中原才是他的根据地,他在这个地方势力比在蒙古草原要强大。
都城肯定要定在自己强势的地方,可也不能过度远离草原。
忽必烈并没有得到广大的蒙古贵族支持,对于草原的掌握能力,只能依靠强势手段,如果离得太远就不好控制,所以需要离草原比较近。
大都与上都
如此一来从前的金中都成为了理想选择,这里扼守着辽东与华北的咽喉,既能南下中原,又可以进军蒙古草原,是个非常完美的建都地点。
更何况,哈拉和林就好像是个临时的集散点一样,没有城墙能够防守,而且草原的生态脆弱难以支撑太多的人口,也就能够驻军比较多。
除了大都,忽必烈在宝祐四年(1256年)还下令建设了元上都,并且在此正式登基。
元朝贵族巴图鲁向忽必烈推荐北京的时候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那时候像是长安、洛阳、开封等地都可以作为都城,但是都远离漠北,忽必烈想要做蒙古大汗更想要做天下的皇帝,那么定都在燕京,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从景定五年(1264年)开始,忽必烈就下令兴建新的都城,刚开始还是定名中都,之后才逐渐改成大都,称作是元大都,成为元王朝的核心所在地。
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是个汉人,他按照《周礼》进行了整体的城市设计建设。
“大都”总体平面布局,据于《周礼·考工记》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设计。
“皇城”为核心部分,位于全城南部中央略偏西,跨太液池即今北海、中海两岸,周围约20里。
“皇城”内,围绕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有3组殿——南为大明殿,为皇帝“正朝”;北为延春阁,皇帝在此接见大臣和修佛事;西隔太液池,南为隆福为太后所居,北为兴圣,为太子所居。
城区,亦按《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布局,分成东西或南北向的街道坊衢。
“海子”,即今什刹海东岸,确立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城内鼓楼。阁西15步立有“中心之台”的石碑。中心台至丽正门,即大城的南正门,距离为全城“四至”的基准,这条直线也是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全长6里。在今景山北,已发现元大都的中轴大道,宽达28米。
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沿着纵横干道,划分为50坊,坊均有门,署有坊名,是行政管理上的地段名称。
全城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城中市场集中在三处——海子(积水潭)北岸的斜街,是大运河终点;今西四附近,是羊、马、牛、骆驼、驴、骡等集中交易处;东四西南,在明照坊内。三处均在北城,皆为街道冲要之地。
“大都”,很好解决了城市用水问题,围绕高梁河下游的湖泊周围建城。同时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景定三年(1262年)由郭守故主持,汇西山诸泉水进城,连通高梁河与闸河即通惠河,使江南漕船可直达城内海子,即解决了漕运,又形成了水面盛景。
“大都”设计,体现了皇权至上观念,对明清两代皇城建设,形成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古都史和建筑史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年金中都建设动用人力120万,然而元大都仅仅民夫就动用超过156万,咸淳七年(1269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次年定新都为大都,他认为此城配得上他“大之至也”的王朝。
可以说忽必烈定都北京,一开始是因为出于他为了争夺汗位的形势需要,之后就是他想要做天下之主中原的皇帝,所以定都北京,成为了忽必烈独一无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