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士兵身上的字：“兵”和“勇”有何不同？哪个才是正规军？
清朝距离现代的时间较近，留存下来了大量的资料，这也让各大清朝电视剧的服化道显得颇为严谨。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制作组的疏漏呢？
简单来说，在清朝，“兵”和“勇”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兵种。
在这里我们先说“兵”。清朝前期，“兵”就是清朝下辖的正规军。他们往往有着正式的编制，吃的也是皇粮。不过，提到清朝的正规军，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八旗子弟。但是在清朝，还有另一支正规军的力量必不可少，那就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
毕竟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王朝。关外是满族人的老家，但是进了广袤的中原大地，面对数量庞大的汉人，清朝引以为傲的八旗军立马就不够看了。
在当时，中原反清势力不少，无论是西北的李自成还是西南的张献忠，再加上南方的南明政权，个个都能动员出数十万的大军与清朝抗衡。而满族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二十万，面对汉人是完全不够看的。
因此，清朝政府急需笼络汉人为他们效力。就这样，绿营制度应运而生。根据清朝规定，绿营以营为单位，旗帜为绿色，以和八旗军的红黄蓝白区分开。
绿营军享受与八旗军的同等待遇，军饷俸禄以及上升空间也差不多。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很快就拉拢到了大批的抵抗势力。可以说，清朝坐稳江山，离不开绿营兵鞍前马后的效力。因此，无论是绿营军还是八旗军，在清朝都被称呼为“兵”。
但是纵观整个清朝，“满汉之防”始终都是绕不过的话题。清朝当年打天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直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生怕自己失败后被赶回东北老家，所以对于汉人自然没什么要求，只要肯来效力，什么条件都好说。但是清朝坐稳了天下之后，对于绿营军和八旗军的区别对待就渐渐展现出来了。
比如在帝都的卫戍工作方面，清朝政府很明显是更加倾向于和自己同族的满人的。而绿营兵则更多地被派去防守其他地区。
但是当时天下已经大定，又是康乾盛世时期，帝都周围怎么可能会有大的战事发生呢。所以这些八旗子弟也就开始贪图享乐，荒废武技，而镇守边疆的绿营兵因为参与了不少战事，战斗力便与八旗子弟兵显著地拉开了差距。
但是到了乾隆朝末期，绿营军也逐渐衰落了。原因无他，康熙、雍正时期，清朝对于绿营军的依赖已经达到了顶点，基本什么硬仗都让绿营军去打，一提到八旗军就是一脸“带不动”的嫌弃样。
乾隆皇帝觉得再这么下去，满人对汉人的压制力就要完蛋了，所以必须得打压绿营军，并且重振八旗军的威名。于是乾隆帝一声令下，八旗军不得不抛弃之前的懒散懈怠，开始重新恢复高强度的训练。
同时，乾隆皇帝对于绿营军可以说是百般刁难，不但打压俸禄兵饷，还不肯给上升渠道。反观八旗兵，不但工资丰厚，禄米、田亩也是一点不少，待遇可谓是天上地下。所以在乾隆朝末期，绿营兵的战斗力一落千丈，反而八旗兵能支棱起来打几场像点模样的胜仗。
然而随着乾隆皇帝的去世，他重振八旗兵战斗力的政策也被贪图享乐得满人废弃。从此，担任清朝正规国防力量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彻底衰落。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的腐朽衰落已经被看得一清二楚。咸丰皇帝时期，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其势力之强悍甚至占领了南方的中心城市南京。而面对太平军，八旗军和绿营军全都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兵勇”中的“勇”也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在咸丰朝之前，“勇”就一直存在了。如果说绿营军、八旗军这种“兵”是世袭兵役的义务兵的话，那么“勇”就是预备役和民兵。
清朝派兵前去平定起义或者打击外敌时，往往会临时从当地征集壮丁和民兵，来为其进行后勤保障等服务。虽然给钱给待遇，但是这些民兵的编制不是固定的，打完仗后就会自行解散。
而到了清末，绿营兵和八旗兵统统都派不上用场。咸丰皇帝只好下令，从国库里掏出钱来，发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手上，然后让他们自己组建军事武装，也就是团练，然后自己去平定太平天国。打得好坏全靠自己决定，朝廷不插手。
从此，“勇”这种军事力量的地位得到了历史性的飞跃。原来的“勇”还是正规军麾下的小喽啰，现在一举翻身，做了主宰地方归属的重要势力。
而且相比于“兵”，“勇”还有另一个特点。清朝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换将十分频繁，目的就是为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没有战事的话，将领根本无法在军中树立威信，士兵不认统帅，只认军令。而将领打完胜仗回来之后，又被立刻调离原岗位。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降低武将造反篡位的可能性。
而“勇”是当地地主个人招募的组织，军令大权全都掌握在团练首领一人手里。这种情况下，自然就让“勇”对将领产生了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毕竟虽然给他们发饷的是朝廷，可是带领他们打胜仗的还是“曾大人”、“李大人”。这样一来，自然会造成团练首领拥兵自重，逐渐演化成军阀的问题。
但是对于内外交困的清朝来说，只要能尽快平定太平天国，腾出手来跟洋人打交道，那真的是什么都顾不得了。就这样，依靠着乡勇势力，清朝的军事大权兜兜转转，终究还是回到了汉人的手上。
在曾国藩等人手里，团练乡勇势力除了没有固定的编制以外，其他的制度已经与“兵”基本差不多了。比如曾国藩的“湘军”，录用兵源时一般不是一个一个地录，而是一录录一群，比如兄弟、师生、父子、亲戚，大家彼此都有关系。
这样的用人制度下，可以非常紧密地团结军心，一旦有人阵亡，就会刺激一群人为他报仇雪恨，普通人也不敢随便开小差，怕牵连到自己认识的人。
而八旗兵绿营兵其实也是使用的这个制度，但是在大环境的拉跨下，这种看似优秀的制度也就迎来了它的弊端——虽然一个人优秀能连带着很多人优秀，但是一个人堕落也自然会连带着很多人堕落。所以，可见没有完美的制度，人心和大环境的熏陶才是最重要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军事改革，逐渐取消了绿营军、八旗军和各种团练势力，“兵”和“勇”也渐渐不再泾渭分明。采用西方练兵的思路，由袁世凯一手编练的“新军”逐渐成为了清政府倚重的力量。不过，1911年的武昌，正是这支“新军”，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