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后一百年是怎么过的？安史之乱后，唐朝竟然还能延续一百年
虽说，最终大唐王朝还是以及其惨痛的代价镇压了安史之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朝已解决了藩镇之祸。
在唐代后期的藩镇里，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对外作战，中原藩镇则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藩镇与边疆藩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东南藩镇与中原藩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从而，唐朝相对稳定统治了一百多年。
但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直到大唐王朝覆灭的百余年时间里，各大藩镇虽然从名义上效忠于朝廷，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还是暗流涌动。
唐朝的国力，在玄宗登基后的天宝年间达到巅峰。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的国力急速下滑。此后，仍有安史残党在河朔地区活动，与朝廷分庭抗礼。由于，此前朝廷在岭南乃至江南一带设立了大量藩镇，朝廷日渐衰微的控制力已无法控制各大藩镇，只能坐视藩镇割据。
不过，此时的唐朝与没落时期的东汉有本质上的差别，并未因群雄割据而变得奄奄一息，反而，统治中原长达一个半世纪。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亦与藩镇割据有很大的关系。各藩镇与朝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可以说，就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才使唐王朝没在朝夕之间分崩离析。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韩国磐，就针对藩镇崛起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韩国磐认为：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中国的庄院经济蒸蒸日上，大土地私有制成为大势所趋。众所周知，每个统治藩镇的节度使往往坐拥良田千倾，且名下有大量庄园经济。
所以，这些节度使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避免自己的资产受到朝廷的染指，势必会采取一定措施，进而形成藩镇割据的形势。因此，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问题非但没有迎刃而解，节度使们反而竞拥强兵，藩镇问题日渐恶化。
许多史学爱好者赞同这一说法，并进一步推断，藩镇兵强马壮，且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特别是战斗力强横的牙军，原本这些军队都是地方富豪的私人武装，也是藩镇地区地主阶级的武力代表。各地节度使之所以能够手握重兵，离不开这些地方地主阶级的支持。
正是这种军阀势力与大地主经济的紧密结合，使节度使们拥有了割据一方的资本。
不过，也有一部分朋友否定了该观点，他们提出，并非所有藩镇都参与到割据中，例如：郭子仪等一些本身拥有大量田产庄园的节度使依旧安分守己，其治下的地主阶级也不支持、拥护割据。反观同样以大土地所有制治国的北宋，朝廷还曾推行了一套支持武将购买田产的政策，但是，北宋却并未出现割据现象。
所以，藩镇割据是一种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与大土地所有制无关，是一种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的政体形势。
除了上述两种论调外，还有人觉得，藩镇完全受到武人支配，因而，造成割据现象的始作俑者正是军士。这些地方色彩非常严重的私兵出身于劳苦大众，他们以当兵作为谋生的职业，依靠武力巧取豪夺。因此，割据地区的社会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军士之上的，节度使必须维护这一人群的利益，代表这一人群的意志，才能收获他们的支持。
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藩镇割据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是野心昭彰的节度使，还有最底层的军士。军士是否拥护节度使，都是围绕着利益进行的。
简而言之，“嗜利性”才是导致藩镇问题的重中之重。
还有些学者改变了视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提出，五代时期的商人们往往会选择依附于某个军队，许多军阀也会进行经商活动。在利益的驱使下，军阀往往会与商人有债务关系。当军阀选择进行割据时，商人自然会理所应当地成为藩镇的经济后盾。
根据这种说法来看，经济才是割据势力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自唐中期以后，军阀与商人的地方利益大体一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使他们在反叛朝廷的旗帜下联合勾结。商人是藩镇势力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而割据政权又是保护商人利益的保护伞。
实际上，唐朝中期以后的藩镇形势复杂，每个藩镇治下都有相当规模的土地、人民，又有独具特色的私人武装，在财赋上又与中央朝廷互不相关。因此，藩镇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不能将藩镇问题视作某种单一社会条件的产物，而是因各方面社会因素及社会矛盾综合造成的结果。
所以，关于藩镇问题，史学界的观点虽多，却都不尽然，还需综合考虑。
参考资料：
【《安史之乱》、《唐代藩镇研究》、《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