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之初，因为这一项规章制度，官场几乎没有谄媚之风
太平天国以后，平叛有功的领兵官纷纷化为督抚，由于过于强势，布政使和按察使只好听喝。如果他们曾经受过督抚的保举，那么恭顺程度就要加倍。吏部还是可以派知县来，但能不能补上缺，就得看督抚的意思。这样一来，下级的命运由上级决定，下级就逐渐变成恭顺的小媳妇了。
原来只有科举考试时的阅卷官和主考、副主考才是士子的老师。那个时候，门生和老师是一种伦理关系，走到天边，门生都不能背叛。在清代，当老师的机会只有做了翰林才有，这也是大家挤着要做翰林这样的冷清官的原因。
但是到了晚清，这个局面变了。在地方，凡是下级获得上级保举的，一律拜上级为师。连一向看重风骨的京官也不能免俗。凡是被上级看上，获得京察上等之人，也要拜所属部的堂官为师。最早外派做公使，大家都视为畏途，后来发现出去以后没什么事，而且待遇优厚，所以外务部成立之后，凡是获得外派机会的人，都拜外务部堂官为师。
原本官场礼节，下级拜上级只需作揖即可。后来有人引进兵营里的打千，即单腿下跪。行此大礼，按道理上级也得回礼，可下级打千打得神速，不待上级反应已经礼毕复原，上级也就免了回礼。时间一久，就只见下级打千，不见上级还礼了。整个衙门所有属官，只要上级在，就得站班请安，地方如此，京官也如此。礼节进化，礼节背后的动作也得跟上，手上的礼金和礼物也就跟着来了。官场就这样变成了一级一级向上逢迎谄媚的所在，谁要是不这样，在里面就混不好。
这样的场景，在晚清几十年中，人人见怪不怪。到了新政时期，被报人捅了出来，官员多少感觉到了不好意思。但是，官员命运由上级决定的格局没有变，尽管不好意思，谄媚却依旧存在。只是，偶尔有不肯谄媚的狂狷分子，顶撞或者揶揄一下上级，虽不会惹祸上身，但提拔也就没戏了。谄媚之风依旧称霸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