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的租佃制入手，看宋代为什么没有爆发全国性规模的农民起义

由于租佃制是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制度形式，因此，尽管租佃制一直到宋代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关于租佃制的记载，早在秦汉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

在汉代，由于土地兼并，地主手中的田地越来越多，许多无地的农民或者破产的自耕农，就向地主租种土地以维持生计。由于没了土地，也就没了户口，这些佃农逐渐成为世家豪强隐庇的依附人。

依附世家豪强的佃户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这里说的徒附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些佃户，他们不能随便离开主人，不在国家的户籍上登记，妻子儿女也被迫成为徒附，除了世代遭受豪强地主的剥削和奴役。

到了魏晋魏晋时期以后，“佃农”又被称为部曲，部曲地位依然很凄惨，他们可以被当做赏赐品, 被迫害致死庄园主也一般不受惩罚。部曲的人身权利似比奴隶高不了许多。

唐朝的时候，部曲的地位依然没有太大改善。

?唐律疏议?记载：“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以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说明唐代的部曲其社会身份是农奴，娶妻需要主人同意，依然没有户籍，受地主的人身束缚严重。

由上可以看出，宋朝之前的佃户，没有户籍，依附于地主并有严重的人身束缚，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受地主的剥削和奴役很重，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说宋朝之前的租佃制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原始的租佃现象罢了。

一、宋朝租佃制产生原因。

宋朝建国后继承了五代十国的疆土, 也继承了唐末以来均田制被破坏无法实施的现实。宋代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建国之初全国上下一片萧条、衰败的景象，开天辟地率先实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本质上，就是国家授田基本被废弃，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止地的商品化，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

结束了五代十国时代的宋朝

在这种土地政策下，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地限制土地兼并和流转，于是就出现了土地交易频繁、大量土地被地主兼并的现象。这就必然会导致两种极端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地可耕，而另一方面却是地主无力耕种自家庞大数量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劳动力的供需市场便悄然形成，而租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使租佃制应运而生。

二、宋朝租佃制的特点。

在宋代的租佃制中，国家依据有无产业把全国人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这二者构成了租佃制的两个主体。主户就是有地的，而客户就是没有自有土地耕种的佃农。

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朝廷都把他们编入国家户籍。“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使客户获得了与主户齐等的地位。至少在国家面前，作为主户的地主和作为客户的佃农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不再有唐代部曲与私家地主之间强烈的人身隶属关系。

在租佃制下，客户除了有了正式户籍与社会地位提升外，还拥有了迁徙的人身自由。

仁宗天圣五年下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自今后，客户起移，更 不取主人凭由，须每年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 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宋会要辑稿·食货》）。

此诏书是宋代关于客户有权自主迁移的最早的一道诏令，这表明客户迁移有了法律保护，迁移后客户对主人自然摆脱人身依附。

有了迁徙的人身自由后，客户的谋生出路开始增多，客户在耕种地主土地之外，还可以为人庸耕或兼营商贩。

兼营商贩的客户

如“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假时受他人庸耕"。又如“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居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物。”（《夷坚支志》）。

客户除了替人庸耕和参与商业活动增加收入外，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升级为主户。

宋朝租佃制中的客户有些可以升为主户。 这不只是客户自己的想法，也是当时政府予以鼓励的，因为这可以増加国家赋税收入。由于土地允许买卖，客户可以用赚来的钱财来购置土地成为主户。如真宗景德三年新收主户33万多户。

升级主户，这给了佃户从农民变为地主阶级的可能，大大提高了客户的积极性。

另外，北宋租佃地租一般实行分成地租，个别实行额定地租。分成地租是按收成比例来交租，一般为五成，双方各得百分五十。

额定地租，事先规定每亩交纳地租数额，收多收少到时都按规定数额交纳，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额定地租，客户等能多劳多得，这能促使其关心生产，努力提高产量。

多劳多得，努力生产的客户

根据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及上下尊卑的礼法而言，佃户的政治地位很明显是要低于地主阶级的，但是随着宋代租佃制的发展，地主与佃户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发明显，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变化。

＂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劝农文》）。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在宋代的租佃制中，佃农有了户籍，社会地位有了提升。由于国家的鼓励，佃农还可以买地成为主户，这也给佃农的跨阶级带来了可能。同时佃农也有了一定的人身迁徙自由，佃农可以参加一些商业活动以及庸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分成地租和定额地租的实施，也能让佃农多劳多得。

这些都表明，宋朝的租佃制使佃农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并能激发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使农民收入增加，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地主与佃户之间也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对农业生产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

要使素以“ 逆来顺 受”、“ 安分守己 ”为立身处世之本的中国古代农民，甘冒杀头灭族的风险去起义造反是极其困难的，只有真正到了走投无路，根本无法生活的地步 , 农民们才会去起义造反 。

农民起义

其次 , 一处一地的土豪劣绅 、恶霸地主 、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 自然很可能最终会引发这地区的农民起义 , 但要使全国多数农民都感到活不下去 , 并克服交通不便 、信息不灵、分散孤立等困难，而最终引发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则显然需要更多的条件 。

目前史学界认为要同时具备以下四点才会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一、需有一个集权程度很高 , 且施政范围遍及全国的政府系统 。

二、需有一支尊奉相同意识形态的官僚队伍，他们能够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 。

三、政府实行的土地制度使农民负担加重难以承受。

四、统治集团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削弱 。

下面我们通过这四点来论证一下。

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显然第一二点是满足的。关于第四点，统治集团力量的削弱，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很难衡量。不过作为一个一直贯彻重文轻武政策，且先后遭受辽、金、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打击的宋朝来说，统治集团力量遭到了削弱也不为过，尤其是到了北宋和南宋后期。

这样看来第一、二、四点都符合，那么从最终宋朝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结果来看，论证结果肯定是第三点与宋朝的情况不符合。

那是不是这样呢？结合上文说的宋朝的土地制度租佃制的特点和作用来看，显然第三点与宋朝的情况不符合，这跟论证结果是一致的。

当然为了更严谨，我们通过宋朝农民起义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一下。

宋代的农民起义有个特点，即宋代的农民起义一般规模比较小，虽然农民起义频繁却没有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起义活动，而是往往局限于一隅，并且表现出十足的妥协性，没有明确表示出要推翻封建王朝的意愿。这点从宋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口号“均贫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体现农民起义追求财富平均的愿望，但是没有进一步提出“反王权”的以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为目标的革命纲领。

喊“均贫富”口号的农民起义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这与租佃制也大有关系，由于在租佃制中，佃户（农民阶级）和地主在经济关系上过于依赖，而阶级关系上又明显对立，在这两种情况的交织下，两宋社会的经济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由封建国家通过赋役制直接剥削广大农民，变为私人地主通过租佃制直接剥削广大佃农，农民阶级与私人地主的矛盾在实践上就成为最直接最现实的矛盾，因此在这种矛盾中爆发的农民起义,一般只反地主不反朝廷,只满足于一隅,不主动向全国进展，所以造成了宋朝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也从另一面佐证了前文的说法。

宋代租佃制的实施，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化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从其特点和作用来看，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虽然它不能改变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但它对宋朝的社会矛盾的缓和、经济繁荣以及国家稳定有着重要贡献，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它也对后来明清时期封建杜会生产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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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宋会要辑稿》、《中国经济通史》、《宋史》、《夷坚支志》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