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我家井水变美酒，朱元璋好奇前往，走到半路察觉不对：抄家
胡惟庸早在1355年时就投奔了朱元璋，并且历任知县、主簿、太常少卿等等职位，在1370年的时候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一职，由此走入了明朝权力中心之地。
1373年，右丞相汪广洋德行有失，嗜酒误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右丞相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李善长便推荐胡惟庸为右丞相，面对李善长这位开国功臣，虽然刘伯温曾言胡惟庸难堪大任，但朱元璋还是让胡惟庸做了右丞相。
成为右丞相之后，胡惟庸办事积极，同时极力逢迎朱元璋，因此得到了朱元璋的器重。1377年时，李善长抱病辞官，胡惟庸便晋升为左丞相，从此位极人臣。
成为宰相的胡惟庸开始变得日渐骄横，并且结党营私，让朱元璋对其越来越不爽。尤其下面三件事发生之后，直接宣布了胡惟庸的死刑。
第一件事，就是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奔驰过市的时候不慎摔死，胡惟庸气极，当即就将无辜的驾车之人杀害。朱元璋得知胡惟庸不仅是非不分而且还滥用私刑，置大明法制于不顾，当时就要胡惟庸偿命，胡惟庸是连连磕头，好不容易才让朱元璋消了气，勉强混了过去。
《明史》载：“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
第二件事，就是在1379年时，明朝属国占城国前来进贡的时候，胡惟庸没有及时报告朱元璋，代天子行了国礼。朱元璋得知之后，龙颜大怒，立即开始追责，大批朝臣因此而死，而胡惟庸则靠着推责给礼部和中书省勉强保下来了一条命。
《明史》载：“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
而第三件事，则发生在1380年。彼时胡惟庸家里的井水居然神异地变成了酒水，这被认为是祥瑞之兆，因此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前去自己府中饮水，朱元璋便欣然前往。可是走到半途时候，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拦住了朱元璋的车架，急得说不出话只是手一直指着胡惟庸的府上。
随行人马见一个小小太监居然敢拦天子銮驾，当即就开始殴打云奇。但云奇在被打到半死说不出话的情况下，手却还依然死死地指着胡惟庸府，似乎是要警告什么。朱元璋得知骚乱之后前来查看，看到小太监冒死拦驾必有隐情，心中突然一紧，便立即下令回宫。
等到朱元璋回宫到达宫墙之上，对着胡惟庸府上远眺之时，发现在胡惟庸府中墙边居然集结了很多戴甲兵马，朱元璋这才知道胡惟庸想要谋反，于是胡惟庸被捕，全家被抄，夷灭九族，更是将跟胡惟庸有关系的一众官员百姓总计上万人尽数连坐而死，而这就是人尽皆知的胡惟庸案了。
《明史》当中对此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十分模糊，可能是因为朱元璋连坐上万人一事甚至震慑了史官，因此没有大加记录。反倒是在《国琛集》和《国朝列卿记·胡惟庸传》一书当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太监云奇南粤人。守西华门，迩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谋。胡诳言所居井涌醴泉，清太祖往视。銮舆西出，云虑必与祸，急走冲跸，勒马衔言状……太祖怒其犯跸，左右挝捶乱下，云垂毙，右臂将折，忧奋指贼臣第。太祖乃悟，登城眺顾，见其壮士披甲伏屏帷间数匝，亟返棕殿，罪人就擒。”
因此，很多人都将云奇告密当做胡惟庸案彻底爆发的导火索，认为《明史》因为顾及朱元璋酷刑而没有书写。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家发现所谓“云奇告密”一事实属子虚乌有。
首先早在1379年占城进贡一事之后，胡惟庸就已经失信于朱元璋，接下来那些被胡惟庸打压的官员就开始一一检举胡惟庸为非作歹之处，在138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揭发了胡惟庸谋反一事。
既然朱元璋已经知道或者至少怀疑胡惟庸谋反了，怎么会前去胡惟庸的府上就这醴泉呢？而且既然胡惟庸要谋反，又怎么会将士兵安排在“帷间”，朱元璋登上个城楼就能看见的位置呢？
因此，很多人开始为胡惟庸翻案，其中一些人更是认为胡惟庸谋反案纯属虚假，只是朱元璋为了处置胡惟庸、抹除相权巩固君权的手段罢了，认为《明史》和各家史料的记载都有失偏颇，比如《明史》对朱元璋诛连无辜之人就避讳不表。
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胡惟庸谋反应当是存在的，朱元璋杀胡惟庸并未杀错，只是借着胡惟庸一案诛连几万人实在太过残酷，因此《明史》中虽然存在很多错漏，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还是可信的，而其他各家史书史料中的错误和虚构之处，甚至比《明史》还要多。
因此，历史放在朱元璋当政的这个连史官也人人自危的朝代，就颇有点应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了。但史学家的任务，本就是去伪存真，历史的魅力也在于不断发现真相，这一点确实毋庸辩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