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科研项目走向深入,越来越多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学说浮现出来。
来自全球各地的历史学家利用各种现有的文物和史料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推测,其中部分人的部分观点令人大跌眼镜,其中就包括中国(早期)文明西来说。
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就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在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断言》中断言:“有一个中东或中亚的部落向东迁徙到黄河沿岸,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大胆的猜测商部落的祖先,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契是中亚人的后裔。
他的观点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据中国早期驯化的一些物种,比如小麦、大麦、燕麦、山羊、绵羊和黄牛,还有技术青铜冶炼和马车制作,以及天文知识均属舶来品走出的判断。
考古实践证明,中亚西部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野生小麦的物种,同一时期中东地区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过了2000年左右,他们又驯养了黄牛。
而在中国找到的最早的作物是稻米(主要在南方,河姆渡遗址)和粟(北方,半坡遗址),“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这也就意味着小麦、大麦和燕麦是直接以驯养成熟的状态进入中华大地的,是十足的舶来品。
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贵族(首领)墓葬中,用来殉葬的牺牲一直是猪,直到商周时期才普遍使用牛、羊。由此可见牛羊也是舶来品,它们几乎跟小麦、大麦和燕麦在同一时期传进了中国。
中国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为这些物种的舶来提供了佐证。
传说中黄帝看到百姓耕耘辛苦,想要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朝思夜想却苦无对策。一日他偶然间看到猪用嘴拱地,茅塞顿开,模仿猪嘴的样子发明了耒耜,大大的减轻了农人的劳动负担。之后,他又对耒耜进行了改良,让自己的做起流利狮子狗拉着耒耜耕种……
文中说到了猪和狗,却没有提到力大无穷的牛。
此外在“舜耕历山”一截,也说到了舜德化万民感动了天地,大象帮他耕种,小鸟帮他除草……故事很有可能说明大舜当时学会了驯服大象,利用大象帮他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说到牛。
由此可见,黄帝和尧舜禹时期我们的祖先还没有驯服牛这个人类的好朋友,或者准确的说,不但是牛,山羊、绵羊、马这些食草动物都没有出现登上中国人的餐桌。
六畜之中,只有猪、狗和鸡是我们的原产物。
不仅是作物,在几乎相同的时期,青铜的冶炼技术、马车(牛车)的制作技术也进入到了中国。
中亚的苏美尔人是最早发明战车的文明,早期的车车车轮只是简单的圆木,后来经过1500多年的发展,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趋于成熟,历史遗存清晰地表明了他们革新战车的整个发展脉络。
但是在中国战车一经出现就趋于成熟,没有简陋的原型,学习的痕迹很重。
所以马车很有可能是跟牛、羊、马一起从西方传入到中国的。
商族人最早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向东迁徙,几代人经过漫长的旅途来到中国,将外来的作物、技术、知识传入了中国。在获得了更为优越的繁衍空间的同时,他们得到了崇高的地位。被当时的夏王朝首领看重,委以重任,帮助大夏抵御外来侵略。
他们从一出现就显得与众不同——善于经商,赶着牛车往返于各部落之间,交换青铜器、陶器。他们掌握着高产的作物,并精通巴比伦人先进的天文知识,所以能够精准的测算耕作的时令。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在寅曰摄提格……
这段文字记载了春秋之前十二地支的名称。阏逢、旃蒙 、摄提格在明显不是汉语发音,一看便知是外语的音译。
对此著名学者岑仲免认为,他们肯定出自伊朗的音译,郭沫若则觉得它来自于巴比伦。
依照郭沫若的观点,以“在寅曰摄提格”为例,甲骨文中“寅”酷似弓箭。而对映的星在巴比伦黄道十二宫是丰收女神伊什塔尔,后来在拉丁语中人们改称为人马座,也就是“Sagittarius”,前三个音节“瑟吉他”与“摄提格”十分接近。
郭沫若在找到这一发现之后,禁不住感叹:“古巴比伦星历之输入,必在有夏一代。意者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邪?”
就这样,郭老也成了文明西来的支持者之一。
商族的祖先带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进入了华夏,并凭借着他们的先进性渐渐地取得了领先。
小麦、大麦等高产作物,以及食草类的马牛羊牲畜,让他们的人口呈指数级增长。青铜兵器和战车使他们的军队无往不利。
同时,耕种小麦、大麦需要进行灌溉,就有了相应的管理组织和制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需要职业的军事将领带队,官僚体系应运而生,分工越来越细。
凭借了这些优势,他们对中原的土著——夏发动了攻击,并成功的鸠占鹊巢,建立了史学意义上的第一个王朝——商。
这也就意味着,早在3000多年前,华夏大地就被外族占据过,并且被统治了长达500多年。
华夏文明究竟是西来还是土生土长一直以来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文明西来说确实难以让人接受,但是又不得不否认,秉持这一理论的学者和专家有依据也符合逻辑。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无论这一观点是真还是假,中国没有变成第二个巴比伦。
中亚的文明力量进入华夏之后,很快被兼容并蓄的华夏消化掉了,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推动华夏快速的走上了黄金时代。
在接下来的三千多年里,华夏不止一次展示了“海纳百川”的力量,无论是五胡乱华,还是蒙古建元,他们都成了华夏的一部分,骨血里留下了华夏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