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明朝内阁与皇权的关系，从丞相制度到内阁制度
史料中提到的朝廷其实是指皇帝，这就意味着在没有采用丞相制度的情况下，皇帝独掌大权，我国古代的君主专制走上了历史的高峰。
废除丞相制度，防止了相权对皇权的干预，但也加重了皇帝的负担。由此，内阁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明太祖时期开始萌芽，内阁制度作为一种可以影响到中枢决策的制度，一直存在直到明朝灭亡。明朝的封建专制几近达到我国历史的顶峰，此时出现的内阁制度对高度专制的皇权产生了何种影响？又是如何在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逐步演变的？我们会一一逐个解析。
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图
1、内阁制度的萌芽
宰者，天下主宰，相者，辅助君王。宰相与丞相的区别在于，前一个是制度的名称，后一个是具体的官名。从先秦时代开始，宰相制度在我国封建王朝中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制度，丞相也在历朝历代中都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
如何处理好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是历代帝王都想要解决的问题。若君权远高于相权，则皇帝高度专制，丞相作用薄弱，国家各重要决策的失误率容易增高。若相权压制皇权，则丞相只手遮天，皇帝懦弱无能，丞相私自操纵国家运作，更有甚者会造成政权的颠覆。
明朝最初沿袭前朝制度，朱元璋设置了左右两位丞相，用以辅助朝政。左丞相名为胡惟庸，做事独断专行，与皇帝朱元璋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此后，二人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和，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杀胡惟庸，同时废除宰相制度，国家重大决策从此只有皇帝一人定夺，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也在此达到了高峰。
废除宰相制度后，皇权与相权尽在朱元璋一人之身。政事繁杂，不久后朱元璋发现无法完全由自己一人管理政务，于是在洪武十五年，仿照宋朝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殿阁大学士，用以辅助自己处理政务。
但此时的大学士权位较为卑微，仅有帮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作用，国家重大事务必须由朱元璋亲自处理。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起，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朱元璋的这种规定，也是为了防止大学士权力过大，挑战皇权的地位。但无论如何，明朝的内阁制度此时已经开始萌芽了。
朱元璋画像
2、内阁职能的建立与完善
内阁制度的大发展是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朱棣称帝以后，召集了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组成文渊阁，用于辅助皇帝处理政大小事务，充当皇帝的顾问。朱棣想要册立一名东宫太子，还为此时专门询问文渊阁顾问的意见，最后也积极采纳了几位顾问的合理建议。
由此可见，明成祖时期的文渊阁已经可以称为内阁的雏形。但是，此时文渊阁顾问的政治地位依旧比较低下，《明史》记载：“成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然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洪熙元年，明宣宗即位，宣宗在位时期也是明朝内阁制度发展完善的时期。明太祖时期，便设有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殿阁大学士辅助皇帝处理公务。其后，内阁还设立了制敕房和诰敕房的两房直属机构，标志着内阁制度在明朝的重要性逐步提升。
但内阁大学士的地位一直没得到有效提高。明仁宗即位后，重置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官职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官职从一品）。终于在宣宗时期，内阁大学士的官职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也标志着明朝内阁制度走向完善。
明仁宗即位后，重置三公
3、内阁制度的巅峰
文章开头提到，内阁制度作为宰相制度得一种变式，必然与皇权有着动态的互动关系。明朝初年，专制皇权统治到达了顶峰，相权必然被削弱甚至直接废止。从嘉靖到万历的一百年间，三朝皇帝疏于朝政，皇权的集中有所松懈，代表相权的内阁也因此迅速发展到达顶峰。
内阁制度发展到巅峰的表现是有权相的出现，历史上最为出名的两位明朝权相分别是严嵩与张居正。《明史》中记载的严嵩是一名奸臣：“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张居正却是一名能臣，在他执政期间，皇家给予了他极大的权力，他的权力是凭借自己能力获得的，而不是像严嵩那样靠谄媚窃取而得的。
无论严嵩还是张居正，他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权力极其之大。为何在短短的几朝之间，内阁大臣就可以从普通官职提升到位高权重的权臣？这与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是分不开的。皇帝作为封建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拥有高度集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重情多于重理，治国的才能配不上其地位。于是，诸多大臣开始对皇帝投其所好，通过对皇帝的谄媚以获得政治地位和权力。内阁作为距离皇帝最近的部门，其中官员势必会最先发现皇帝的爱好并加以利用，也就导致内阁大臣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其政治地位。
内阁制度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巅峰，其地位甚至高于六部尚书。但内阁的权力并非合法合理，它与当时皇帝治国能力不足，以及内阁大臣采取歪门邪道是分不开的。所以，有一位内阁大学士张璁曾说过：“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怨；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内阁这种权力的高速获得，必然也就伴随着迅速走向灭亡。
内阁作为距离皇帝最近的部门
上文提到，从嘉靖到万历的一百余年里，三朝皇帝疏于朝政，其中最为无能的为明神宗万历皇帝。万历皇帝终日沉迷于饮酒作乐，是明朝历史上不理朝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认为，万历皇帝之所以常年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是一种看透世态炎凉的无能为力，也是一种被严控之后的觉醒反抗。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万历皇帝这种疏于朝政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明朝走向覆灭。
由于皇帝长期不理朝堂，对群臣也避而不见，使得朝中大臣也不再向上直言进谏。此时，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几乎处于停工状态，内阁制度也在如此大环境下逐渐走向衰落。
随着满清入关，明朝最终走向灭亡，但内阁制度却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清朝初期，延续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内阁依旧属于国家行政中枢，参与到国家重要大事的商议过程中。但清朝时期内阁的实权已经大不如前，随后出现的军机处几乎完全取代了内阁的功能。所以，随着明朝的灭亡，内阁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明朝最终走向灭亡，但内阁制度却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
封建社会中，帝王站在权力顶峰，一人掌握国家大事的决定权。明朝内阁的出现，对于高度集中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明代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草拟诏赦参与到国家决策当中，对于皇权专制的压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内阁大学生兼具辅政的职责和秘书的功能，如万历后期叶向高在内阁“独支七年”所司之职为票拟，当皇帝无心政务的时候，内阁的票拟基本就是官员与皇帝唯一的功沟通渠道。内阁的存在，还可以加快或减缓国家决策的制定进程。
如果治国良方，但皇帝因优柔寡断无法决定之时，内阁可以帮助皇帝下定决心，尽早实施。如遇皇帝方针有误，内阁也可以通过建议延缓方针的下达，给予皇帝时间发现其中的漏洞。
内阁还通过两种外部力量对皇权进行影响，分别是祖制和天意。祖制即是祖上所制定的各种规则习惯，在封建社会哪怕是皇帝也必须对先祖的规矩忌惮三分。此外，皇帝作为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天意自然不可违背。在宣宗御制《帝训》二十五篇中以“君德敬天，法祖”为先。仁宗曾对侍臣说：“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明君必敬天。”
万历时阁臣叶向高说：“天下大器。帝王大福，器久则必做，福盛则必衰。”在无法利用职务权力影响到皇帝的时候，内阁往往会借助祖制、天意的外部力量来对皇权进行影响。
内阁往往会借助祖制、天意的外部力量来对皇权进行影响
明朝伊始，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前朝的宰相制度，使得封建专制在我国历史达到顶峰。随着朱棣设立文渊阁，内阁制度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并开始辅助君王处理政务。嘉靖万历期间，由于皇帝疏于朝政，内阁制度发展到巅峰，出现了诸如严嵩、张居正这样位高权重的权相，内阁达到了可以影响皇权的地步。随着明朝的灭亡，内阁制度最终名存实亡。
在内阁制度权力顶峰时期，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决策，对封建皇权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内阁制度的出现和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帮助皇帝分担了政务压力，使得明朝的官僚体系正常运作。
虽然内阁制度在中国随着明朝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对西方政治制度形成了深刻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后世西方的内阁和首相制度学习了明朝内阁制度的长处，明朝内阁首辅也成为了西方首相的雏形。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卢梭、伏尔泰等人强烈推荐西方国家借鉴中国明朝时期的内阁制度。虽然说明朝的封建社会与西方后世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在形态方面有很大差别，但明朝内阁制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制度，明朝的内阁不仅对明朝的历史进程造成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还给后世西方政治体制树立了学习榜样，对整个世界历史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