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命礼部和御史台仔细观察。这次经过众目审视使哲宗吃惊的见解出来了,古玉上的文字,虽已颇为模糊,只能辨清几个字,但有人把这些已认清和认不清的字排列起来估计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了不得这不是一颗普通古代玉印,而是一颗失传很久的珍宝传国玺。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看法,说是那所谓已经认出的字靠不住,因而说那是古代传国玺上的八个字也就不过是附会。这些朝官们人言人殊,又都认为自己见解正确不肯服输丢脸。正当大官们争论的没有结果的时候,品级不高的李公麟发表高见了。他说,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那颗传国玺是用和田玉雕成,玉是正青色。字体是“龙蚓鸟鱼”大篆,写的是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很坚硬。
只有用极坚硬锋利的昆吾刀涂上蟾蜍油才能雕刻。他见大官们都听得目瞪口呆,又用金石学权威的口吻宜称,昆吾刀早已失传,那“鸟鱼”大篆非李斯不能为,这都是后人难以仿制得成,因此,这颗玉玺一定是秦代之物(详见《宋史·李公麟传》)。李公麟这话一出口,原先认定是秦玺的人高呼自己本来就是这种看法,说不是秦玺的人都不再讲话了。李公麟的话能收一语定是非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他虽然官位不高,却也是进士出身,知识丰富。他还是一位著名画家和金石学家,收藏了大批古画和钟鼎等古代器物。他的绘画、书法作品,很受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推崇,交往也很密切。只因苏轼、黄庭坚正被贬在边地米芾尚未入宫,所以开始的时候,礼部。
御史台的官员们都没有想到请他参加鉴别。李公麟的看法一经传开,本来态度模棱两可的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马上想到这是讨好哲宗的一个大好机会,赶忙联络了十三个相信李公麟见解的官员,连忙翻阅史书,收集历代玉玺史料,草成奏章,蔡京领头署名上奏。奏章撇开了李公麟,完全用蔡京等人的话表述,内容可分以下三个部分:第一段首先描述了古玺的形制,说它“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肯定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背是“螭钮五盘”。还说“又得玉螭者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并且断定“篆文工作(篆体、书法和雕刻),皆非近世所为。”第二段将此玺玺文和历代玺文做了比较。说晋玺玺文是“皇帝寿昌”。
后魏玺是“受天之命”,唐玺是“有德者昌”,后晋玺是“惟德允昌”,这颗玺是“既寿永昌”,显然是秦玺无疑。又说此玺得于咸阳,咸阳是秦朝京城,离汉代京城长安也很近,玉是蓝田玉常见的颜色,书法与李斯小篆相同,书法、刻工,都是后代无法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最后一段是颂扬哲宗“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是“天之所畀”,绝不可忽视,应当配上缘宝法物,隆重祭告天地和祖宗。这篇奏章,《宋史·哲宗纪》和《舆服志》都引用了,此处摘录了这么多,是因为后来又有戏剧性变化,下文将会述及。哲宗见到这篇奏章,自然喜不自胜,立即诏礼部和太常寺参照历史成例。拟定详细受宝礼仪。礼官们自然不敢怠慢,因为这已经是三月了。
便建议五月初一大朝会的时候,皇上到大庆殿受宝,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该宝所用的法物,都按受命宝的格式一一赶制。受宝之前,先派朝官奏告天地、宗庙和社稷,皇上还要斋戒一天。为了表示郑重,哲宗又特命宰相章惇为和此玺相配的玉检上,写了“天授传国受命之宝”八个字,另选玉工镌刻在检上。宋哲宋决定如此隆重举行受宝典礼,除了借以粉饰太平以外,还因为他一直没有儿子,想借此宝讨个吉利,生个太子,以免像宋仁宗那样,百年后没有亲子继承大统。五月初一这一天的早晨,大庆殿前是一派从未有过的喜庆景象。文武百官挤满了殿陛和大院子。哲宗在整副銮驾护送下登上御座以后,鼓乐齐奏,礼官引着符宝郎及大队仪从,恭敬肃穆地把段义所献的玉玺及所有赶制的缘宝法物。
一一呈上了御座之前。百官齐呼万岁,章惇等人还说尽了阿谀奉承的颂词献宝的段义福从天降,从一个平民变成了殿值,即哲宗的侍卫之一。这颗传国玉玺虽然被吹捧得天花乱坠,却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保佑哲宗“既寿永昌”的神物。只过了一年半,年纪轻轻的宋哲宗就在二十五岁之时一命归天,而且没有生出他一直盼望的太子来。宋徽宗继位以后,因为宋代皇帝都是自作受命宝,他也筹划制作自己的受命宝,便翻出他六哥哲宗留下的传国玉玺参详比较,一经细看,这颗当日被说得神乎其神的秦玺被看出了疑点最大的疑问是:史书明明记载着,当年王莽向姑母王太后索取这颗玉玺的时候,王太后一气之下,把玉玺扔在地上,玺上螭钮的一只螭角被崩掉了。
由王莽命匠人另用黄金镶补,而段义发现的这颗玉玺,螭角却一点缺损也没有。人的头发、指甲剪去一段还可以再长出来,玉螭的角折断以后,却绝不会再长出来,完整如新。另外,这颗玺的玺体上面,也没有传说的“魏得汉传国玺”等字,也没有磨去的痕迹。因此,这颗玺绝对不可能是秦玺。发现了这两个破绽以后,宋徽宗连呼六哥上了大当,便把这颗玺当作废物扔回库房,只取它的玺文,另刻了一颗受命宝。此时,认定该玺是秦代之物的蔡京,已经身居高位而且很受徽宗宠信。宋徽宗只为识破假玺的“圣明”沾沾自喜。而没有去责怪蔡京。其实,段义所献秦玺的破绽,还不只是这两点。例如,传说的秦玺,一向都说是白玉琢成的,现在这颗却“色绿如蓝",根本对不上号。
蔡京等人奏章中说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等,又是自相矛盾,既然玺体“色绿如蓝”,怎么可能有一只“白如膏”的“玉螭首”呢?看来,蔡京等人虽都是进士出身,并非不学无术之辈,但为了奉迎,连一些最明显的破绽也置之不顾了。那么,李公麟这位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的人是否也看错了?恐怕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当时位卑官小,没有得到机会仔细辨认原件,只凭别人说的大致情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也就难免做判断得不准确。当然,李公麟的话,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他说昆吾刀久已失传,后人没有这一工具,便刻不出来,可是他忘记了,秦代以后刻制的那么多玉玺,不是也各有不亚于昆吾刀的工具吗?好了,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下次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