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当时的政治家，对隋文帝的和隋炀帝的评价哪里有差别？
这段描写魏徵充分肯定了隋文帝的历史功绩，他认为隋文帝夺取帝位之后，兢兢业业，躬身节俭，实行了一系列安民措施，使得国家物阜民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盛世。唐初另外一些政治家，如萧瑀、房玄龄认为隋文帝：“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唐太宗时期，张玄素也认为：“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
他还说：“文帝因周衰弱，凭藉力资，虽无大功于天下，然布德行仁，足为万姓所赖。”唐初大臣虞世南也指出：“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器。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虞世南认为隋文帝在统治前期，能够兢兢业业，留心政务，所以才出现了天平之世。总体上唐初政治家们对隋文帝的功业几乎全是肯定，对他统一天下、治理天下充满了溢美之情。
唐初政治家对隋文帝的批评 魏徵在《隋书》中虽然对隋文帝作了大篇幅的肯定和溢美，但是他也讲到：隋文帝 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乾，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其一朝一夕。
魏徵认为，隋代的灭亡虽然主要是由于隋炀帝的暴虐和残暴所导致的，但是隋文帝晚年的执政失误，已经开启了隋代的灭亡之源，所以他认为隋代的灭亡，隋文帝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资治通鉴》引魏徵语说：“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这是魏徵针对唐太宗宠溺魏王而上谏的。魏徵认为，隋代的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隋文帝宠溺诸子，以至于发生废长立幼之事，才使得帝位所托非人，国家迅速败亡。 虞世南讲到隋文帝时也指出： 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椒掖。仁寿雕饰，事倾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已紊，礼教斯亡。北鸡晨响，皇支剿绝。废黜不辜，树立非所。功臣良佐，剪灭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他认为，隋文帝统治后期，生活上逐渐奢侈淫逸，贪图享乐，滥用民力，大肆修建离宫别苑，隋文帝晚年猜忌之心更重，大戮功臣良佐，又偏信妇人之言，废黜贤能，使得父子之间伦理尽丧。虞世南强调，隋文帝晚年的执政之失几乎已经盖过了他之前统一天下的功劳，给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其实就是想以此来告诫唐太宗，一定要以隋文帝为借鉴，要善始善终，爱惜民力，信任臣属。《旧唐书》引孙伏伽上疏唐高祖时说： 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自谓德盛唐尧，功过夏禹，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
孙伏伽认为，隋炀帝之所以亡国，主要是因为他的拒谏护短。隋炀帝当政后期天下已经大乱，但是却没有一个大臣对隋炀帝直言，主要在于隋炀帝性猜忌而且残暴不仁，听不进任何的劝谏，只要有大臣上书直谏，要么被贬斥，要么被杀头，隋炀帝的拒谏最终招致了国家的灭亡。孙伏伽在奏疏中讲隋炀帝的拒谏，主要是想告诫唐高祖一定要吸取隋炀帝拒谏亡国的教训，要广开言路，虚心求谏、纳谏，要不然弄不好也会像隋炀帝那样失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