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房玄龄和杜如晦，辅佐唐太宗实行了什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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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的这种布局使贞观初年许多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可以最大程度的顺利运行，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贞观三年，房、杜分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两位爱卿担任仆射，要多为朕访求贤才。听说你们整日处理各种公文都要上百件，这样哪有时间去选拔人才呢？自今以后啊，小的工作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大事你们再过问，多抽时间为肤挑选国家栋梁才是。"一番话点出了房、杜的关键任务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指导了他们的工作方向。
另外，太宗还对房、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拔士论》，文中指出一个人不可以担任数个职务，暗中其实是讽喻如晦等任职太多。太宗看了说："玄龄、如晦不是因为是以前的功臣才受到重用的，而是他们的才千确实可以助我治理天下，师合难道想以此文来离间我们君臣吗？"并将此人发配到了岭南。贞观十八年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不用奏请批准。正好有人上访，称有秘密要报告，玄龄问是什么，那人回答说："就跟您有关。
于是玄龄派人将他送到太宗处。皇上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十分愤怒，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而后见之，问那人要告的人是谁，答："房玄龄。"太宗说："果然是这样。"命令拉出去腰斩。然后至书玄龄，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已有关就有所顾忌。"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也难怪后世常称唐朝贞观时期是君明臣贤了。
而更难得的是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如此。
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国事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纵观二人一生，真可谓是"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名留青史，得遇知己之主，又逢共事之友".可惜的是，贞观四年（630年）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主公和朋友。
太宗悲痛难当，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流着泪对他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房玄龄也是唏嘘不已，君臣相对而无言。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央到地方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国家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流散的人都回到了家乡，一斗米才三四钱，而终其一岁才有二十九人被判死刑。社会治安状况十分良好，百姓都夜不闭户，出行之人不需带粮，因为沿途有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招待。
贞观四年，突厥也被压平，颉利可汗被送到长安。面对天下安宁，家给人足的大好形势，太宗也发出了欣慰的感慨。历来被人们称美的"贞观之治"的局面终于出现。而房、杜作为唐朝良相可谓功莫大焉！比起杜如晦来，可以说房玄龄跟太宗更加亲近。他像一个大管家管理着贞观朝的国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魏征和长孙无忌都不同，房玄龄的角色很是特殊。魏征是个完完全全的"外人",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太宗，都是将他摆在一个客卿的位置上。
而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当然是自己人。房玄龄则仿佛是介于两者之间，与魏征相比，他对待太宗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贞观八年（634年），太宗想要纳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册封的沼书都已经下发，就差派使者去迎接的时候，魏征听说此女曾许配给士人陆爽，于是马上上表进谏。太宗事先也不知道，看了征的上书，才知道人家已经有婚约，于是命令使者不必去了。房玄龄却上奏说："此女许配给陆爽，并没有明确的聘书之类。现在册书已经下发了，不应该停止。"而陆爽自己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
太宗又同魏征："房爱卿等人说大礼已经开始，不应该终止。而陆爽自己也说他并没有要娶郑氏之女。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魏征说："陆爽是害怕陛下只是表面上放弃了郑女，而会背后整治他，才这么说的。"太宗笑道："外人可能真的会这么想。朕的话难道这么没有可信度啊。"最后还是放弃了娶郑女的打算。其实，太宗对魏征的再次发问，就表明他还是很想册封郑仁基的女儿为妃的。房玄龄心中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上奏，给太宗再创造一次机会。在魏征那里，太宗就是帝王，是一国之君，必须动静合乎礼义，才堪为全国的表率。
但在房玄龄那里，太宗除了是皇帝，更是他的主人。所以房玄龄会更多的考虑太宗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感情，会对太宗表现出一种服从。正因为如此，在太宗发火的时候，魏征可以面不改色，房玄龄却总是会叩头流血，惶恐不止。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一样，更是因为他们对太宗的定位和感情不一样。魏征秉承的是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他认为只要自己忠心为国，就没有什么不对。
而房玄龄本来就是小心谨慎的人，再加上对于太宗，始终怀有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气，自然会觉得自己办事不力，理应赔罪。而对于太宗出于人之常情，但不符合国家制度规定的要求，房玄龄也常会满足他。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之国史，都不让人君观看，这是为何？"房玄龄答曰："因为史官的记载，既不虚美又不隐恶。人主见了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给圣上看。"大宗却说："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国史，以后就能够改正不足，发扬优点，从而更好的治理国家。
房玄龄心里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门事变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即使有谏官劝阻也没有用。果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请求太宗不要亲观国史，太宗没有采纳。于是，房玄龄将国史摘录了一些，呈给太宗太宗看过之后，对玄龄说道："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何必写得那么隐晦呢。昔日周公诛管、蔡以安定周室，季友杀叔牙以保存鲁国，与朕当日所为，不都是一样的道理吗？令史官如实写就是了。"玄龄赶忙领旨。
他明白太宗的意思，就是纂改国史，将夺权说的合情合理。虽然身为国家的臣子，房玄龄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是作为太宗的属下，他这个管家选择了忠于主人的意思。情有些时候是会战胜理的。可是有时侯，太了解反倒令房玄龄帮不上太宗的忙了。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以谋反罪被废为底人，太宗面临着个选择：是立魏王李泰为太子还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时朝中分为两派，各有所支持，但房玄龄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态。不是因为房玄龄明哲保身，而是因为他十分矛盾。
房玄龄明白太宗喜欢魏王泰，可是他也清楚地看到朝中的形势发展对晋王治有利，太宗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正因为对太宗，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太了解了，房玄龄才陷入了和太宗样的矛盾中。他觉得劝太宗立谁都会增加太宗的困扰，所以干脆不发言。也许当时，真的能不怀有个人目的，而又能同情地理解太宗的，也就只有房玄龄一个人了。
而太宗以及他的家人也同样不只是将房玄龄看作一个臣子。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生病，久治不愈。太子承乾向母亲建议，奏请太宗故免一些罪犯或者度人入道，积些功德，也许病会好转。皇后听了不同意，不愿以己身坏国法。太子于是偷偷告诉了房玄龄，通过他将此意转达给了太宗。虽然后来因为皇后的坚持，太宗没有接受承乾的意见但此举却是发人深思的。太子将这等家事告诉房玄龄，自然就是没有把他当成外人。也许在他的心目中，这位管家反倒比严厉的父皇更亲切。
所以他不敢告诉太宗却告诉了房玄龄。而太宗对房玄龄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也没有异议，丝毫不觉得这是介人了他们的家事，可见他们一家对于房玄龄的感情是多么特殊。这也就难怪长孙皇后病危的时候也不忘帮房玄龄求情了。正因为房玄龄既有办事能力，又与太宗的感情亲近，所以太宗一直都很重用他。房玄龄几次上表请求退休，不再当宰相了，太宗都没有同意。并且太宗还对房玄龄说："国家及朕都依赖爱卿，一旦卿突然离职就让朕感到好像失掉了左右手一样。只要爱卿的身体还可以，就不要再说去职离任的事了。
太宗将房玄龄比做自己的左右手，而将魏征比做自己的镜子，真可谓是精辟的论断。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早唐太宗一年去世。在陪伴了唐太宗三十二年之后，房玄龄离开了，享年70岁。
纵观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一生可以说是：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名留青史，得遇知己之主，又逢共事之友。他们共同努力，辅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并最终完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制度变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