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朔为何移民？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变迁？

逃离了家乡的百姓受到新的居住地文化的影响，本身的习性与新的文化产生碰撞，不知不觉间就实现了两地文化的交融，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庞大的迁徙群体，我们称其为客家人。

客家人由北方迁移到南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即客家文化，最早的客家人迁徙可追溯到东汉时期，由此可知，移民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

一、唐朝河朔移民

我国是由多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秦王扫六合结束了东周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制度，让刚统一的、尚不稳定的中国，开始逐渐走向文化、思想的融合，正是这样的国家形势基础，才使得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具有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迁入汉族区域生活并不罕见，迁移来的少数民族与当地的汉族人群二者相互影响，逐渐形成胡化区域，而河朔移民则是指少数民族的百姓迁入河朔地区。

唐朝建国以后，随着周边民族国家关系发生变化，周边国家的百姓开始向幽州、营州地区或主动或被动迁徙，唐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与周边国家民族关系融洽。

加上唐朝与周边地区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地区文化的交融，而且唐朝大一统的国家形式更具有包容性，以上种种条件吸引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百姓前来定居生活。

唐朝对待周边民族地区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对不安分的周边国家进行讨伐，对于主动臣服的国家地区予以恩惠，贞观二十一年年之后，将主动归降、战败投降的百姓，张吉安置在营州地区。

从史书中可以看出，从武德至开元年间幽州境内共置十九个羁縻州，这十九州移民约一万五千户，虽然经历了多次移民迁移，但在河朔地区居民仍以汉人为主体，移民来的少数民族人数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所以，外来迁徙人员受到了当地人们的同化，其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习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也受到了外来人员的影响。

二、河朔移民社会文化的变迁

迁徙至河朔的百姓中，无论是北方民族，还是东北民族，大多是以从事游牧、狩猎等生活方式为主，脱离了之前的生活方式，来到了以农业为主的河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1、政治管制与汉人趋同

幽州的羁縻州是内迁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当地的官员在管理该地时，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同汉人居住区相差不大，在羁縻州区域，设置行政区划，以便于管理，此外，还设置了市市令，这样就能和汉人一样进行商品交换活动。

内迁居民多以游牧民族为主，居住形式与汉人的大杂居不同，居无定所，以散居为主，随着内迁居民与汉人杂居一起，而且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游牧习俗逐渐被放弃，生活习惯也开始向汉人靠拢，传统的农业经济以稳定为主，有固定的生产地点以及居住地点，所以，在胡人区域也逐渐形成了村落。

2、佛教文化

在唐朝，佛教文化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内迁居民居住在汉人区域也受到了佛教的熏陶，甚至在移民当中，大家对佛教的狂热不亚于本土居民。

上至移民首领下至普通妇孺百姓，均广泛地参与到佛事活动中去，频繁地举办佛事活动、造石经，普通百姓难以承受财政压力，移民百姓不得不与汉人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移民的汉化。

由此可知，在河朔地区，少数民族的移民并没有生活在固有的部落组织中，而是选择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就这样，二者文化不断交流融合，逐渐实现了移民的汉化。

三、唐朝河朔移民的原因

对于统治者来说，统治辖区的百姓增多是政治清明的表现，统治者欢迎各个国家的百姓迁移居住，百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民加多”是国力强大的根源。

梁惠王曾经就“民不加多”，这一问题与孟子展开讨论，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百姓对国家的重要性，唐朝统治者也看到了这一益处，设置专门的区域来安置少数民族的移民。

唐朝前期，征战较为频繁，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已经臣服在唐朝雄厚的国力下。

为了安抚归降的各族人民，以及做出大国表率，将那些主动或被动迁徙的移民安置在河朔地区，进行统一管理，将移民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这样不仅能够削弱民族矛盾，而且能够安抚民心，展现大国担当。

四、河朔移民产生的影响

上文已经说过，河朔地区移民在当地居民中所占分量较小，但是陈寅恪却说，在河朔“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

河朔地区的本土居民受到了移民百姓的影响，生活风俗发生了转变，成为胡化区域。

“河朔胡化”最初是由陈寅恪提出的，他认为，唐朝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局面和河朔地区的胡化是分不开的，自陈寅恪提出这一论点之后，便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

1、河朔地区田宅易主

开元天宝时期，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当地的大士族拥有大量的土地与劳动人口，但是当崇尚武力的移民来到了这里，即使士族拥有一定的武力，但仍然不敌。

所以，山东地区的百姓被迫抛弃土地、祖宅迁徙到河南北部，“于是河北之地，至开元晚世，约二十年间，诸胡族入居者日益众多，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

2、崇尚武力

在一定程度上，河朔移民也成为了唐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初期就有突厥人在幽州当兵，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时，就招募了三百名突厥人收纳于宫中。

唐朝前期，幽州移民是范阳节度使的重要兵源之一，安史之乱时期，胡族士兵又是叛军的主要兵力，不仅如此，据史书记载，藩帅大多由迁移来的少数民族担任，而且河北藩镇的军官、将士大多也是内迁百姓的后裔。

以成德镇为例，能准确判定将士出身为内迁百姓的比例为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内迁百姓在唐朝藩镇军队中所占比例之大，这也是陈寅恪认为河朔移民是唐朝藩镇割据局面，甚至是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之一。

上文曾经说过，迁徙到幽州的少数民族有1500余户，但实际户数只多不少，虽然内迁居民人数并没有达到超出当地总人数，但仍不可小觑。

五、总结

综上可知，唐朝时期的河朔移民充实了军队力量，扩充了百姓基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河朔地区胡人、汉人相互影响，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而且唐朝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让内迁的少数民族能够更好地适应汉人生活，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

但我们总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河朔移民给唐朝带来的人口福利，但是其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少数民族崇尚武力的风俗扩充了唐朝的军队，充盈了军队的武力值，却也是造成唐朝藩镇割据局面、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王义康，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2]岳东，唐宋河朔田宅易主史迹，泰山学院报，2019年第2期

[3]崔明德，河朔地区胡化与汉化的两种趋向，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