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妇女们守寡后，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
一、纺织
守寡妇女依靠自己生产，维持家庭生存下去的主要途径是纺织。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希图创造一个作为政府坚实基础的、强大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社会”，非常重视桑、棉、麻的种植，史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到了明代中后期，政府继续提倡纺纱织布。
中国纺织业历史悠久，汉唐已以东方丝国闻名于世。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丝纺织生产已形成著名的产区，如山西的潞绸、漳州的天鹅绒、四川蜀锦、山东柞绸、广东的光缎，云缎等都是著名的产品。江南的苏杭丝织业更是兴盛，万历年间已形成居民多以丝织为生的局面。
棉花的种植，宋元时代，只是在南方的局部，到了明代已遍及全国各地，并且由于北方地广人稀，气候宜于种棉，河南、河北成了棉花的主要产地，成为棉纺织技术较高的长江三角洲的原料供给中心，可以说“到了仰其利的程度”。
纺织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且传统社会中，一般女子均具备“妇功”，纺织是女性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按《礼记·内则》所述，“女子十年不出……训学女事，以共衣服”，这里的女事即姆教婉娩，麻丝织纫之类的教习，这对于失去丈夫的寡妇来说，成为其守节维持生存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时，许多寡妇就是靠纺织来生存。无论是上层的家庭，还是处于底层的节妇，都会依靠纺织生活，纺织成为明代节妇首选的职业之一。在失去男性劳动力的家庭中，往往是寡妇纺织独立支持生计。
据李伯重先生研究，节妇从事纺织维持生计是有可能的。明清“家庭妇女劳动日收入约相当于农夫的80%。换言之，如果一个农妇一年从事纺织为200日，那么她的收入约合5.6石，够1.5个人吃一年；如果她纺织265日，那么她的收入约合7.4石，够2个人吃一年；如果她纺织360日，净收入为10.1石米，够2.8个人吃一年。因此，农妇从事棉纺织生产，养活自己全然没有问题，此外再养活一到两人，也是做得到的。”
如李氏，王永任妻，“任早亡，遗三幼孤，家贫以纺织供舅姑”，“与永任在日无异，终舅姑之世无缺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纺织品市场价格竞争激烈，为了生存，寡妇们只好将自己的产品低价出售以换取必须的生活用品，这就造成部分守寡妇女生活每况愈下。
二、女红
女红是守寡妇女们谋生的又一重要手段。有的孀妇甚至仅靠做女红为生。如林氏，“举人蒋龙妻，龙计偕卒，氏无子，姑老，藉女红以养”。再如，隆庆年间，陈黄氏，丈夫死，她“矢志孀守，执女红以自给，藜羹含糗，甘贫教子”。
当然，也有仅靠女红难以为生，辅助以其他手段的。河北水平府的节孝妇王氏，“惟以针、纺织，自持始终”。江西赣州庠生钟大芳妻张氏，“夫亡孤幼，矢志苦守，日资女红自活，不继以蔬果充之”。
三、耕种
明代女性也有像男子一样下田耕作的。传统社会所提倡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完全遵守，现实生活往往使人们背离无力的教条。尤其是在江南，妇女从事田间劳作，并不是个别事例，而是蔚然成俗，“其四乡，俭且勤，妇女皆天足，从事田亩，杂男子力作，樵渔蚕收，拿舟担物，凡男子所有事，皆优为之”。
李伯重在分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时指出：“在明代后期以前，以‘夫妇并作’为代表的男女同工模式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到了清代中期，以‘男耕女织’为典型形式的男女分工，才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有些地区甚至“男人不勤农业，而专业耕事责之妇人”，“乡妇耕田者，则绞裙扎裤，俨然男子状”，女性耕种时的穿着装束完全男性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失去丈夫的女性，再加上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迫使她们不得不下田劳动，从而打破了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主内观念。如临淮詹奎妻周氏，丈夫死后家道衰落，“田地荒，氏率童仆布种，以供衣食，奉养太祖母及姑”，詹家一门三个寡妇的生活维持就靠詹周氏率领家中僮仆耕种劳作。
当然，传统社会中，在农田耕作上，节妇往往无法完全顶替男子的位置，有些节妇仅靠土地难以为计，因而多兼有纺织。如江西赣县的刘谢氏，年二十七岁守寡，“遗腹生禄，舅姑衰老，家无余资，仅存田五亩，谢纺织供具。”还有“徐氏，上三都民郭盟妻，夫亡时年十九，纺织种植，恪守妇道。”
四、雇佣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反映到社会分工上，使得一些寡妇得以受雇于他人，获取生活来源养家糊口。周观妻秦氏婚后两年而守寡，孩子才一岁，家庭生活清贫，她只得为乡邻舂米“得升斗自活”。
江西南康府的吴孝妇，“夫早亡无子。寡居事姑孝，俑于邻里，获钱以具养。”当然，这些节妇并不是早期的雇佣工人，她们只是迫于生计以雇佣为辅助或主要的经济来源。
五、经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尤其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如《杭州府志》中“杭民半多商贾”，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商矣”。
在如此众多的经商大军中，同样活跃者寡妇的身影。她们有的做些小买卖，如泗州生员袁睿妻刘氏二十岁守寡，“上有孀姑，下无子女，家更贫乏，止有家僮一人，与同磨面，作豆腐为生”。六安州何献文妻李氏24岁守节，不久唯一的儿子也死了，她无依无靠，只得在“屋角片畦杂植时卉，令老婢操入市，皆曰此何节妇家妪也，竟买之，日得数十钱糊口”。
也有部分坚忍而又有能力的寡妇经商规模较大，甚至实践了振兴家业的期许。如《顾祖母朱孺人墓志铭》所载朱孺人，“年方三十有四，扶衬以归，执丧哀毁，矢志弥笃，孤灯只影，茹孽啖火者六十余年，扶衰拯坠，充拓家业，资雄于乡，乃创田宅，以赡族贫。”
经商不仅拓展了家业，“扶衰拯坠”，还救济了族中贫者。在这些没有男性劳动力的家庭中，寡妇成了家庭经济的支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在个体家庭的维持与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常态下，夫妇各尽其职，共同经营家庭生活，丧偶后，寡妇只身负重勉力为家，生活的重荷挤压着坚忍背后的脆弱。
虽然寡妇尽其所力，采取多种营生手段，能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对大多数守节寡妇来说，生活仍然困苦艰辛，她们不得不通过依靠他人的帮助生存下去。寡妇主要依靠夫家的亲友，有时也依靠娘家人。如萧东山妻徐氏26岁夫殁，“家甚贫，依母氏，佣绣纺织，苦苦三十四年”。
再如“禹州生员李绍妻，绍故遗子洞二岁，氏抚孤依父马恺佐以针自给，六十余年，寿八十五卒。”
有些在家人的帮助下，过活的还算殷实，如范氏二女在丈夫死后，同时守节，她们“筑高垣，囤田十亩，穿井其中，为屋三楹以居。”每到农忙季节，父亲就来帮助，这样的日子延续了30多年。政府为树立良好风气，鼓励妇女争做节烈，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对一些节烈女性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