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四年(1122)六月，宋军失利于白沟前线的消息传到东京，徽宗顿生恐惧之心，“遂诏班师”。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徽宗听说耶律淳病亡，那颗艺术家多变之心又再次萌生美好的幻想，又命童贯和蔡攸收拾兵马，准备启动第二次伐辽战争。

1、第二次伐辽之战的背景

这次，因为童贯的小动作，老是顶撞宣抚司的原西军统帅种师道被罢官，取而代之担任都统制的是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

八月，童贯的宣抚司回军至河间府（河北河间），此地到白沟界河的距离，与第一次伐辽时童贯置司所在地雄州的位置相比，要远得多，这也意味着宣抚司对第一次伐辽战争的惨败仍然心有余悸。

按理说，刘延庆既然受命统领西军力谋复燕，当振奋士气，厉兵秣马，以雪前耻，然而，刘延庆非但无心备战，而且力主“持重不可进兵”之议，和童贯幕僚一起提出了一个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主意：

“使女真军马先入居庸关，收下燕京，然后多以岁币赎之，此为万全”。

当然，假借金人之力攻取燕京，然后宋朝再予赎回的主张，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童贯的主张，只不过假借刘延庆之口（幕僚们再作附议）作倡议罢了。

第一次伐辽战争时，童贯一味寄希望于燕京辽朝的不战而降，幻想着不劳而获不世功勋，结果，宋军战备不足，徒为摆设，最终一触即溃。这次又要起兵伐辽，却又不想真刀真枪地认真打拼，仗着有几个臭钱想叫金人来襄助收拾燕京，坐收其功，和第一次伐辽战争的主导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所以，后来刘延庆再次重蹈覆辙，造成第二次伐辽战争的大败亏输，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了“借兵女真”之招，原本就畏敌如虎的宋军，连第一次伐辽战争时到处散发谕降榜文的虚张声势也索性省心不做了，整个前线犹如一锅温吞水，有气无力，毫无振作之象，加之后来辽军穷于两面应敌，实在力不从心，不曾再有生力军开赴白沟前线，以致宋辽两军之间人马不惊，金鼓声歇，实在算不上是一种战争状态。

而就在此时，金人的行动再次搅动了宋辽之间的一潭死水，以至各路使者轺车辚辚，三国大军虎视眈眈。

2、借金人攻打燕京的想法

马扩出使燕京辽朝之际，女真大军正屯扎于白水泊（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以搜捕西遁的天祚帝。

然而，天祚帝久追不获，却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宋朝已经派遣童贯“举三路大兵趋燕地”，收复燕京的动静闹得很大，引起了金人极大的恐慌。

因为到目前为止，金军基本上是遵守宋金双方原先的约定而开展军事行动的，即所有兵马均在燕山到山后一线以北地区活动，金军即使往西一直打到了西京云中地带，也只能是为了追捕天祚帝这一政治目的，最终云中连带燕京等十六州土地还是要还给宋朝的，在其最想要的土地方面根本无利可图，唯一有个经济上的好处，就是当初赵良嗣答应的五十万两匹的“岁币”。

但是，金人还是担心，如果宋军攻下燕京，以“海上之盟”过程中的宋人表现，毁约之事未必不会发生，倘或这样的话，就连“岁币”这个好处都要打折扣了。

更何况，上次曷鲁、大迪乌使宋而归，宋朝没有再遣使一同前来，隐隐之中已有毁约之意。所以，阿骨打害怕宋朝另有图谋，便“专遣”通议使乌歇和高庆裔，携带原本无需回复的“回书”，出访东京，名义上一是为了再次协商双方如何对辽朝实施军事“夹攻”，二是为了进一步修好两国关系，但真正的目的却是来“窥觇”宋朝进兵燕京的真情实况。

九月三日（己未），女真使人乌歇等人抵达东京。

按照金人的文献记载，乌歇等人当时是来到王黼府第议事的，向王黼当面递交了金朝的“回书”，书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所有汉地及夹攻并如昔议。”

这里面有两个核心，一是关于汉地的土地问题，二是关于夹攻的军事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一如“昔议”，这也是金人想维持上次宋金谈判的结果，继续与宋朝“修好”的一个具体表示。

但是在议事中，高庆裔忍不住道出了当时金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夹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国兵来否？”

他的意思是说，夹攻燕京这件事贵朝莫非是想等候我大金国出兵相助吗？金军早些时候强攻辽朝中京，又千里进兵西京，名义上是追袭天祚帝，实际上也是想在夹攻这一问题上身体力行，不留“口实”于宋朝，以争取到宋朝的“岁币”。

这次金朝“回书”所称，也表明了在汉地归属的问题上他们已经放弃了最初与宋人的争夺，已经没有了想法，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岁币”之利，而欲获“岁币”的充足理由就是得到夹攻燕京的机会，以出兵襄助宋朝夺取燕京来换得最后宋朝的“岁币”之许。

对此，谈判现场王黼等高官不吱一声，唯有赵良嗣当即表示：

“纵然本朝大军乘胜夺下燕京，也会给予贵朝当初已经答应了的‘岁币'，所以也不必计较谁先谁后攻下燕京。”

赵良嗣果然算得一个明白人，他非常清楚金人欲望之所在，也是想抓住金人的这个贪欲之心，诱使其放心出兵为宋朝攻取燕京，这也是徽宗和童贯的想法。对照最初“海上之盟”所反映出来的不劳而获的心态，真是一以贯之。

3、宋徽宗的引狼入室之举

虽然这次使宋打着“修好”的幌子，但金使在其言语之间还是显示了一贯的强硬作风。九月九日（乙丑）金使与宋人在讨论夹攻之事时，一言不合即起责难之声，指责宋朝单方面对燕京辽朝采取军事行动，却“不先示起兵月日”。

燕京之地原先就约定归属于宋朝，宋人出兵燕京就同金人前不久进取中京一样，都是无可指责的“分内之事”。但是，也许是白沟之战遭到败绩的缘故，缺乏底气的宋朝对于金使的指责，竟然没有人敢站出来与之喉长气短争一争，却在回复金朝的《国书》中虚应故事，还大言不惭地称：

“自审（金朝）举军至西京，即遣童贯等领重兵相应，河北、河东两路，累败契丹，俘馘甚众，军声蚤震，谅已具知”，居然在《国书》中撒下了为人不齿的弥天大谎。而其《国书》的附件《事目》中的内容也非常值得回味。

这个《事目》的第一条吸取了赵良嗣最初与金人所议“海上之盟”的教训，重申了宣和二年十二月马政和马扩第一次带给金人的《事目》上有关燕云十六州的解释，而且还特别仔细小心地解释了幽州地名的历史变异，并且建议对在契丹时期可能出现更名的十六州地名，在今后划定宋金边境时双方再作商定，这一条款应该说写得不错。

接下来这条就出问题了，称自己和辽军“累与接战，大获胜捷”，完全是文过饰非的一派谎言！

在代表国家尊严的正式外交文书上写下这般吹嘘谎言，真不害臊！大宋军队明明是被辽军击溃的，却要以遵守盟约、以未见金军前来夹攻来掩盖溃败之真相，还要假设如果宋军未能收复燕京，则金人应该遵守盟约履行夹攻义务，更可笑的是还要解释什么叫“夹攻”，居然要求金军从古北口等处进兵燕京。

既想捂盖，又想坐享其成，大宋君臣的品行已经堕落到与无赖相仿。而最为愚蠢的是，为了不劳而获燕京土地，恳请金军进关“夹攻”燕京，自以为得计，却不料这恰恰是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也是此次金使来访的终极目的，宋朝的这个要求对于金人来说无疑是正中下怀，该是偷着大乐了。

九月十八日（甲戌），完全达到此行目的的金使乌歇、高庆裔等人在崇政殿辞别徽宗。

昏聩的徽宗在与金使的对话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时下燕人已处群龙无首之境地，唯有四军大王萧幹在我大宋边境作乱为患，这原是倚仗其女主萧后而猖獗一时，岂能为大金国所容忍？是以贵朝最好能尽早出兵，拿住萧幹这厮！”

已经拿到宋朝所颁夹攻燕京“许可证”的乌歇和高庆裔，乐得说上一些好听话，便顺着徽宗的话道：

“四军大王不就是那个夔离不吗？这厮何许人也，竟敢这般猖狂！本使回国后，当立即奏报国主出兵，拿下这厮！”

徽宗的这种昏庸即使宋人也忍不住要议论一下，认为当时朝廷正以屡胜辽军的虚假情报欺瞒金人，现在皇帝却“失言”道出辽军有这么一个四军大王萧幹，大宋兵马却不能制服他的事实真相，而且反过来还要劳驾金人出兵相帮捉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4、借兵金国的使命

在金使辞行的同时，徽宗下诏差遣太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赵良嗣充奉使大金国国信使兼送伴，回访金朝；保义郎马扩作为赵良嗣的副手充国信副使，仍顶着原来童贯暂借的阁门宣赞舍人这一头衔。

身为武显大夫、文州团练使的马政也给予了一个“送伴”的任务，却没有让他再作使者出访金朝，这也就意味着，马扩至此已经取代其父亲，作为宋朝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外交出使要员。

至于马扩为何会取代其父亲的角色，也许有多种可能，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他使金和使辽时表现出的卓越出色的文武之才、不卑不亢的谈判艺术、无畏勇敢的敢斗作风，以及极为出色的临场发挥，而马扩所具有的这一切特长和优点，即使放在整个宋朝外交史上去估量，也是不可多见的。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赵良嗣和马扩此行真正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马扩自己的记载是为了“通议”：

“九月，尚书省经抚房札子：差马扩充奉使大金国副使，前去济南府；已来等候国信使赵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国通议使副。”

通议即共同商议的意思，但双方商议什么，这里没有明说。而另一种说法则十分明确，如李心传记载道：

“诏赵良嗣、马扩报聘。朝议始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

报聘就是回访的意思，但徽宗的诏书中并没有明言报聘的具体内容，倒是后面那句补充说明一语泄露了徽宗君臣打算依靠金人之力收复燕京的天机。

还有一种说法，决定此次使命的不是徽宗，而是童贯：

“上锐意取燕山九州，命贯为宣抚使。贯乃令赵良嗣、马扩使于大金，密请进兵以袭燕山。”

其实，这次使命的确定者是徽宗也罢，是童贯也罢，都无所谓，这对君臣早已“磨合”成一个心眼儿的好“搭档”，徽宗授意、童贯出面，或者反过来童贯倡议、徽宗出面的默契事儿，对他们而言，早就习以为常并驾轻就熟了。

当时的尚书省经抚房是由与蔡京、童贯一样齐名的“六贼”之一的王黼所掌控。

马扩接到经抚房札子后，仅仅知道自己的职责是协助赵良嗣一起去金朝“通议”的副使，别的也就未能与闻了。出使的路线也在札子中明确规定好了的，仍走以往“海上之盟”的老路，从登州浮海而上。马扩到济南府与赵良嗣会合后，一起出发，行至青州时，又突然接到徽宗御笔，称：

“据代州奏，探报阿骨打已到奉圣州（河北涿鹿），仰赵良嗣、马扩送伴使人，取代州路过界，前去奉使。”

阿骨打亲临奉圣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从表面上来看，阿骨打因为听说宋军已入燕京地界，与辽军数次交锋，担心宋朝自取燕京而拒付原已答应的“岁币”，“故亲来以决机会”，寻找出兵燕京的理由，以争取宋朝的“岁币”。

而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则说明金人已经在西京山后一带站稳了脚跟，辽朝在此方向的势力和影响已逐渐消亡、褪尽，宋金两国从最初不相接壤进而隔海相望，到现在更进一步，已经在陆地上毗邻而居，宋、辽、金三国的版图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作为宋金外交往来的路径，从此以后也从海道转为陆路，大大加快了双方的谈判节奏。

5、借兵金国的后患

按照徽宗的指令，赵良嗣和马扩调头又向山西代州方向进发。而此时作为这次使金副使的马扩，居然还不知道此行的具体使命是什么。

于是，马扩找了一个机会问赵良嗣道：

“我等此次奉使金国，究竟商议何事？”

赵良嗣倒也大方，取出《国书》副本以及御笔所书《事目》给马扩看，道：

“如果本朝军马乘胜已入燕京，那就不用请大金人马过关夹攻燕京了。但是，倘或本朝军马还不曾入燕京，即请大金军马进兵燕京城北，本朝军马进兵城南，依照原先双方之约，一起合力夹攻。”

马扩闻言大惊，禁不住击掌一声，对赵良嗣道：

“金人还正以为本朝不报出兵之期，而担心王师平定燕京之后，守把关口，绝其‘岁币’，故而遣使通议，一则接续以往和议，以邀‘岁币’，二则使人之来也窥我军之动向。幸而金人未知种师道、杨可世白沟之战小小挫折，童宣抚因此气沮而退。 所以，当今之计，在我则当领会金人此次来使之意，坚持以往约定，姑且对金人言： ‘南朝自闻贵朝举兵，便发大兵相应夹攻大辽。前段时候本朝送曷鲁等人回国，便一直等候贵朝回船来报出兵之期，却一直未见回音。即使如此，本朝也绝不敢怀疑贵朝会有失约，只是猜想，恐怕贵朝来使之舟于海中为风所阻，或者也许有其他什么延误，故不及来报，本朝于是立即举兵，对照两国原先所约夹攻之说，双方并不曾有何违约之处。’ 咱们既以此意回复金人，而且也以此意作《国书》回报金人。另外，当催督宣抚司尽快进兵，克日下燕，以此而振本朝军威。平定燕京之后再与女真议和，由此而杜绝日后金人轻侮本朝之患，这才是可行之道。却怎么能向金人自示懦弱，完全暴露本朝核心意图，还要对金人谦卑恭顺，指望能够倚仗女真兵马作为进兵燕京之助，甚至为了全然依赖女真之兵下燕京，竟然还许可女真大军入关？果真如此，则大事去矣！ 这必将造成日后金人窥伺、侵凌我朝之后患，到那时，谁又能够轻易掂量出这一祸患之危害程度？”

马扩这番突兀而不讲情面的话，让毫无思想准备的赵良嗣惊愕不已，那一气呵成的激昂之言和连珠炮似的切切之责，使得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良久才逼出一句话道：

“现如今宣抚司尽了全力也不能取胜，倘或不是用金帛向女真借兵攻取，本朝又如何能得燕地？”

马扩断然否定了赵良嗣的借兵理由，道：

“龙图既然知道我军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报今上，要求将燕京之地划给女真，让其自己去取；而本朝则急修边备，固守白沟旧界，保我大宋故疆，这个主张岂可以含糊其词？倘或只知图谋眼前之蝇头小利，不提防久远之患，爱指失掌，贪小失大，这等事情马某绝不敢参与！”

赵良嗣绝对称得上是徽宗的“忠臣”，尽管马扩已经将借兵女真的危害一语道破，但他还是不顾马扩的劝谏和反对，打算不折不扣地履行朝命。在无法说服马扩时，或者应该说处于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时，他摆出了正使的身份和架子道：“朝廷借兵女真之意已定，不可更改！”这决然的一句话将马扩的种种合理建言挡了回去。

马扩奈何赵良嗣不得，只好向以“送伴”金使为任而同行的其父马政述说了这次争论之事。

马政对他道：

“本朝与那些久居偏远之人一起做事议事，首先就应立威而使之慑服，这样才可确保今后不留后患。现如今宣抚司因白沟战败而气沮退缩，但怎么可以将本朝这等要紧情况全部泄露给金人？ 更何况女真人难道是可以亲近和结交的吗？既然有人坚持要向女真借兵，今后必将误国！你当尽快向圣上奏论此事。倘或圣上不听从你的意见，就请求罢去此次使臣之职，不可曲从、迎合、附和他们，以误国家大计。”

于是马扩立刻写了一封陈述借兵女真利害关系的秘奏，竭力阐述本朝不可使女真兵马入关，而应当自己进兵先取燕京，以使金人口服心服，如此则边境可定。

马扩估计到徽宗未必能够听从自己的观点，便在奏章中请求免去自己的使臣职事，又自告奋勇提出，愿意亲率步骑万人，进袭辽人意料不到的地方，攻占燕京，平定五关，以杜绝女真觊觎燕京之患。

然而，马扩的意见对已经死心塌地并且急于想要借兵女真以取燕京的徽宗以及童贯之流，丝毫不起作用，他们甚至连给马扩回复这样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也懒得做。吃了“闭门羹”的马扩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地跟着赵良嗣前往代州而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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