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隋唐的皇帝们为何不在长安待着，却老去隔壁洛阳“蹭饭”？
西汉的皇帝可没跑去洛阳蹭饭，那时候关中可是人上人们待的地方，高品质生活区。生活在关中堪比现在北京上海落户指标，跟看乡下人一样瞧不起关外人。
西汉武帝时期，楼船将军杨仆，原籍在秦函谷关以东的新安县，属于关外。硬是上书汉武帝，捐赠自己家产作为费用，以原函谷关破败，在自己老家新安修建新的函谷关。从而将函谷关东移150公里，自己也摇身一变变成关内人，从关外候变成关内候。你说说看，这种社会环境下，皇帝放着好好的关内不待，跑去关东洛阳那里蹭饭，寒不寒碜？
唐朝有几个皇帝经常往洛阳跑，特别是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这两口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将洛阳升格为东都，正式确定两京制。此后二十多年里经常两头跑，最后病逝于洛阳紫微宫中。武则天则呆在洛阳不回去，在唐睿宗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时将洛阳改为神都，后在神都称帝建立武周。一直到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第二年搬回长安，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又隔三差五地往洛阳跑，到开元十一年（公元733年）才结束唐朝皇帝到洛阳蹭饭的历史。
这种现象归根到底还是粮食问题，在汉代关中地区是天下粮仓。秦朝留下的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灌溉下，关中可以说是沃野千里。但经过长期环境破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另一方面根据气候学研究，在唐代所处的公元7-8世纪，我国北方平均气温处于历史高位，蒸发量加大，荒漠化加剧，这就导致关中地区灾害频繁。
在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唐代旱灾125次；《中国灾害通史》中统计是172次。而且久旱而蝗，大灾之后又是大疫，在史书和地方志中，唐代关中地区出现多达49次的“人相食”、“易子而食”的字眼，每个字背后都是多少幕人间惨剧。而相比较下洛阳地处依靠黄河和大运河，运输方便，是国家储备粮存放基地，含嘉仓和洛口仓所在地。皇帝带着百官和随从人员出走洛阳蹭饭，等于灾区少了几十万张嘴，可以有效降低关中地区粮食压力，更利于进行救灾。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一斗米涨到三百钱，李治扔下太子在长安监国，带着百官和随从人员去洛阳，因为出行匆促，随从人员居然有不少在中途饿死，可见事态之严重。
但是武则天情况略有不同，她呆在洛阳不动主要原因还是不敢回长安，因为关中地区也是关陇贵族集团大本营。在隋唐时期，关陇贵族集团是第一大政治集团，虽然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功高震主威胁皇权，被李治修理了一翻。但出自关陇的李唐皇族跟关陇集团还是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武则天的武周代唐过程中，同样是把关陇集团杀的尸横遍野，如果她搬回长安，恐怕天天晚上不敢睡觉了。
这也是神龙政变后，唐中宗李显第二年就搬回长安，在经历武周朝的动荡后，皇权力量式微，返回关中老巢恢复元气。但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随着人口增长又面临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又要往洛阳跑。直到开元二十一年，李隆基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任命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河南转运使，负责疏通漕运，征调江淮粮赋，以充实关中。沿黄河建河阴、集津、三门三仓，由孟津溯河西上，这才终于结束了皇帝两头跑的历史。但即便如此，由于天险三门峡等存在，依然有大段运输路程需要耗费极大的陆路运输，不过当时唐朝国力鼎盛，这点损耗承担的起。之后安史之乱，关中人口锐减，再加上高温气候时期开始过去，也不再需要皇帝两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