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文化，清朝的一大历史遗产
故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奴才们心甘情愿”。众所周知，太监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也称宦官，是专供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太监就是皇帝的奴才，最初出发点就是为了生产一批奴性十足的家奴来尽心尽力地为王权服务的。
封建专制造就了太监，太监制度又衍生出了奴性文化，在儒家思想三纲五常的禁锢之下，奴性文化不断地累积、膨胀，遍及朝野、城乡，终于在大清朝登峰造极，三百年统治创造无数顺民。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鲁迅也认为认为二十四史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部二十四史写满了侍奉主子的文化，可是比起清朝篡改历史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清朝对不合作而擅自写史书的作者，采取 充军、杀头、籍没等酷刑；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 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朝，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
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毁灭图书的文化工程，鲁迅在他的《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这句诗被改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满清心虚，看到“胡虏”“匈奴”的字眼就神经过敏。
满清入关以后，一是剃发易服，残暴屠杀；二是大兴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
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发布了一个命令，要求在全国各地的府学、县学门前都要树立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这是警告天下士子，不要乱说乱动，大清的屠刀随时恭候。
清朝文字狱，是世界历史上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只要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成了罪证。
清朝的文字狱相当成功，“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传统知识分子的脊梁，确确实实在清朝被折断了。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要么考取功名当皇帝的奴才，要么钻进故纸堆逃避现实。鲁迅所说的，“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乾隆就是搞文字狱最厉害的，他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乾隆不需要名臣，他只需要奴才，忠心耿耿会拍马屁的的奴才，像和珅这样的才是乾隆最喜欢的。有一次，大才子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在乾隆眼里纪晓岚不过是个“无用腐儒”，他的任务就是“恭和圣制”歌功颂德，做乾隆的文字弄臣。
清朝的极权是最厉害的，官员士大夫是没有人格尊严的，更不要说老百姓的尊严了。从宋代到明代，君臣之礼，讲究平等，一般站立议事，不损人格。那么，到了大清，要三跪九叩之礼，连头不敢抬。
“奴才”是大户人家用来称呼家丁、皇帝用来称呼宦官太监的，其人格地位要比“臣”甚至“民”低得多。然而到了清朝，只有满人官员才可以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汉人官员还是自称“臣”，汉官想称“奴才”还没有资格。正是鲁迅所说的，“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奴性文化，清朝的一大历史遗产。明朝有近十万太监，清朝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一，明朝宦官干政的局面在清朝没有出现过。但是清朝残暴统治却创造了亿万个精神太监，阉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奴性文化深入骨髓，大多数人没人格没尊严没个性，依附权贵，丧失自我。有人甚至当奴才已经变成了一种自觉，“从奴隶生活中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鲁迅）
清朝灭亡的时候，很多人为了剪掉辫子而痛哭流涕，忘了当年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得不承认，清朝的奴性文化有多成功。孙中山先生说， “在前清专制之下 ，吾同胞无一人脱离奴界；在共和民国之下 ，无一人能 隶于奴界 。以多数受制于一人之下， 是世界上最不平等、最不自由事。”
“侍奉主子”的文化和奴性文化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奴性已经变成国民的一大劣根性。
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国民，悲剧在于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的病。林语堂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奴性的国民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平等精神，权力崇拜欺软怕硬。这一点鲁迅看得最清楚，一针见血，“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中国人单对羊显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便显着凶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奴才的秉性就是，见到绵羊变成豺狼，见到虎豹变成绵羊。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很不幸，鲁迅先生说的话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奴性不除国家无望。正如胡适说的：“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