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多民族和存在有多文化,历史十分悠久。各族先民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居住生活,在漫长历史中相互发生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关系,如交聘、和亲、战争、贸易、封贡、文化交往等形式。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定都建立明朝,随后明军大举北伐,攻克大都(今北京),覆灭代表着大一统政权的元王朝。元朝的蒙古统治者被迫北退,逐步回到漠北祖地,史称“北元政权”。明廷完成黄河流域和西南地区的大致统一后,再次兴兵征服蒙古,然而实际效果却是不佳,只是给予重大创击。
明王朝只得承认蒙古这个强大、具有威胁且生机盎然的游牧民族政权独立存在于北方。退往北方苦寒之地的蒙古人,心心念念着恢复祖先元朝的荣光,力图重新入主中原奴役汉族,可惜受限于蒙古诸部落之间的龌龊与世仇,内部统治一点都不稳固和团结。有明一代,中国陷入了长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明朝和蒙古隔着长城充满敌意的相望,可谁也奈何不了谁。双方关系既有交战冲突,也有和平贡市;既有政权对立,也有互为宗藩的关系;既在物质上影响,也在文化上影响。某些人在提及明朝,某种程度上说:明王朝不属于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受其直接控制的地区较少,除中原、关中和江南等地外,其余疆域全是被土司或洪武年间分封的异姓王(云南沐家)管理。
永乐年间,明蒙关系有过缓和,趋于平静,可慑于蒙古骑兵极强的侵略性和战斗力,明王朝对蒙古人的戒备和防御从未削弱,反而在逐年增强,“九边”专为他们而设。
明朝对蒙古的防御国策
明朝对蒙古的防御,可以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从这时候开始为有效抵御蒙古的南下入侵,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便是九边防御体系。九边是明人及后人对大明北部军事重镇的习惯称呼,《明史-地理志》详细记载: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明王朝为防御北方蒙古入侵而在长城沿线先后设置有九大军事防御区,即明九边镇,各镇均有重兵把守,类似现在国家的军区。九边镇各守其地,自成一个独立的防御地区,又彼此联系在一起,形成大明北部边防线,这是明代北部边防的鲜明特色。
《皇明九边考》是明人魏焕专门撰写一本关于九边镇的书,内有九边各边的疆域、责任、军马、钱粮、边夷、细略等七条内容。《明史》: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皇明九边考》: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初设辽 东、宣府 、大同 、延绥 四镇 ,继 设宁夏、甘肃 、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巡抚统驭偏头三关,陕西巡抚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
从这两则史料不难看出明代统治者设置九边重镇的原因、诸镇的分布及形成的先后顺序。洪武年间对九边重镇进行草创,设为针对蒙古的主要攻防区。各镇的最高长官,考虑到长治久安,也从武职官员变为文职官员。
九边重镇的防御工事
防御工事是所有防御体系中的主要物质依托和屏障。自春秋战国、秦汉王朝开始,筑造长城、建立墩堡,派重兵据险而守,早已成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传至明朝也是如此。永乐之后,精兵悍将不在,对蒙政策逐年逐步转为以防御为主,因此修筑边防工事成为抵御蒙古侵略的主要防范措施。故有大臣上疏:“今日御虏之策莫先于守,其所以为守之计,莫急于修也。”
明代防御工事是以边墙(即长城)、城堡、墩台为主干,关、寨、口、塘等为枝干。长城为主要防线,墩台设立在边外,城堡建筑于长城内。盖城堡以便保聚,墩台以明烽火,边垣以限华夷。三者独自存在,又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横贯东西万里,纵深几十数百里的防线。边墙不用提,大家都很熟悉,城堡则在中国历史有点罕见,九边中一般建立在军民聚集较多处,如部队主力驻防和九边高级指挥官居住地,是一镇核心和中枢。
城堡多是高城深壕、门多(供军民出入)且开井积水处,修筑地点也是有讲究的,有条件的会修筑在险要之处,以达易守难攻的目的。随着双方冲突的升级,九边大量修筑民间城堡,大堡是百十家,数百人;小堡是六七八家,近百人;建制不如官堡齐全,但用来加强百姓的自卫能力也是绰绰有余。军堡有安置辎重粮草的作用,四周有数目不等的敌楼敌台,内有数目颇多的铳炮、火药、木石,打击牵制来犯之敌。
墩台,负责传递消息军情,自身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类似烽火台。民间也有墩台,功能是聚敛保护人畜、坚壁清野防止被掠夺。一般是数十家合筑一墩,敌人侵犯时共同使用。根据入边人数的多寡,墩台放的烽炮数目也不同,百余人及以下是一烽一炮,五百余人是二烽二炮,一千余人是三烽三炮、五千余人是四烽四炮、万余人是五烽五炮。这样一来,传递的消息就更加具体和准确。还有一些措施的辅助使用,不仅能告知入边人数,还可以传报入边方向和距离远近,可以说特别详细了,有人还专门编成一《传烽歌》。
九边防御的作用
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屯军曰营,列守曰寨。层层阻隔,步步为守。蒙古人对这些城堡、墩台等,往往是兴趣缺失,很少会费那么大功夫去攻陷劫掠,因为这不仅耗时极长、效率极低,还容易引火上身——大明边军来袭。从洪武年间到崇祯年间,大明朝廷修筑的长城及沿线的城堡、城池、墩台、关隘等,其规模和次数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大兴土木,并非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间接性,而是持续了两百余年之久。
先说积极作用,明人指出:边墙艰隔,则动有牵制,岂能长驱突入内地乎?即欲溃墙而逞其势,亦非一激之所能及也。烽喉之先传,耕牧之收保,将士之邀击,皆可以早见而预待之矣。然而这样的功效还是有限的,有明一代,蒙古贵族时常溃决边墙南下,“纵横饱掠无所息”。后世康熙皇帝曾经评价长城:“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能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明朝特定环境下的九边防御体系,其功用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完全肯定也是不行。
负面影响也是存在有的,而且极深极重,连年修边动辄役使数万百姓,一镇修边最少持续需役使三年,边地百姓和将士不够,就从腹地省县调来,长年累月的修筑致使军士百姓和百姓疲惫不堪,士卒连军事训练的时间都没有。这还只是人力,耗费财力和物力更是巨大。
九边重镇之驻军
九边重镇的防御工事修筑好,派往驻扎的军队能少吗?自然是一支数目庞大的军队。九边驻兵从卫所兵制转变为营兵制,每镇选取卫所兵士组成正兵营、奇兵营、援兵营、游兵营,分别由九边各级将官统领。一营士卒人数一般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各营与其统率将官的职责是高度一致的。各营兵任务各有侧重,若总兵官镇守一方,负责全镇防务,则其统领的正兵营主要任务也就是随时随地跟着总兵官冲锋陷阵,抵御来犯之敌。奇兵营的主要任务是遇警驰援,赴所调策应杀贼。援兵营是在参将的带领下,“分屯要害,防守地方,东西策应”。游击营是在游击将军的指挥下有警应援本镇和邻镇,即“居中乘便四面驰击也”,无固定防区。各营有着一项共同的职责,那便是遇警应援,虽是游兵主要担负,可其他各营所负有的责任轻重不一。
九边军队还分为主客之分,因为蒙古入边次数和规模愈加增多,远不是主兵所能够应对,因此客兵诞生。上文所述的本镇正、奇、游、援四营为主兵,从其他地区调来的支援的兵马为客兵。紧张的边防形势,让客兵征调频繁,有些常年驻扎下。后来又出现标兵、守城兵、守瞭兵、屯兵和家丁,一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场景,代表着局势的移转和权势的争锋。按民族成分,分为汉军,达军(收编的蒙古人军队)和番兵(即西北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是以夷制夷政策的产物)。
九边驻军的人数,在不同的史料文献,统计记录的数量也不同,以《明会典》为依据:辽东9.5万,宣府15.1万,大同13.5万,宁夏8.3万,延绥8万,甘肃9.1万等。这只是明面上摆出来的数字,不同时期军队人数也不同,还有一大部分吃空饷的,在策之兵和实在之数出入悬殊,真正可战斗人员极少。京营人数和战斗力削减的情况下,边军军额因此连年增长,大明财政所需负担的粮饷已成重担,致使东南倭寇横行也未能拿出更多的钱粮去平定。
九边驻军存在有许多严重问题,直到大明灭亡也未能得到解决,例如军士逃亡、补充军士不足、士卒被占役、战斗人员严重不足、粮饷克扣严重、军士贫困、奖惩不明、地位低下、功赏延迟、士卒普遍缺乏斗志等。这样一来形成恶性循环,让明廷扔在这里的钱粮和军队愈来愈多,可取得的效果却是不佳。九边军费是由驻军日常开支、修边买马募兵费用和战时之特需组成,这些军费的运输,也让不少人赚的盆满钵满。
结语
每一个朝代的落没与灭亡,都离不开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可像明王朝这样“浑身是病”最终导致灭亡还是少见至极。九边重镇,发挥出的正面积极的作用,远比其负面消极作用来的小(除洪武、永乐等少数几个朝代外)。九边所需付出的巨额军费没能抵御好外患,反而拖垮了财政,引起了一连串的消极影响,不停消磨着明朝国寿,九边的一切因此成了明王朝的掘墓铲。
参考文献:《明实录》《明会典》《防边纪实》《明长城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