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武官官职泛滥，这是为何？
在三国时期，各个国家的武散官高下序列并不都是一样的，由于都督制的发展，曹魏在魏文帝末年或魏明帝初年武散官序列发生了变化，使得曹魏形成了有异于其之前和其它两国的独特的武散官阶，即“魏阶”，其与汉末魏初以及吴蜀两国使用的“汉阶”的区别主要在于四征将军、四镇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这三阶的相互位次上。由于西晋是在曹魏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魏阶”也被两晋所继承，淘汰了“汉阶”，成为后世武散官阶的滥觞。
汉代“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则罢”各种中郎将、校尉、都尉等武官多有其实际执掌，数量并不多。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加速崩淸，天子逐渐成为傀偏，各路割据势力跨州连郡，烽火连绵不绝。出于奖励军功和笼络人才的需要，各路势力开始大量的，将冠以各种名号的武官官号授予自己的部下，造成了这一时齒各种武官官号的泛滥，正如日本学者大庭脩所说：“在这一时期，无论将军、中郎将或是校尉都是滥设的”气这种滥设直接后果是导致各种武官官号杂乱无章，不利于统治者的日常管理以及军事活动中的统一指挥。因此，在客观现实的需求下，各种军号在有意无意之中逐渐形成了高下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军号内部也出现了高下等级之分，并最终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武官散阶化。汉末三国时期的武官散阶化是这一动荡时期的必然结果，也是“军事斗争频繁在职官制度上的反映”，其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史籍中，以将军号为代表的各种武官官号随处可见，各个势力都设置了大量的武官官号用来授予己方的部下，以期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这使得武官官号的滥设在当时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气。《三国志》卷十八《许猪传》载：
初，诸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曰拜为将，其后以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射、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
随从许褚投奔曹操的侠客被称为“虎士”，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一小队的军队中，后来获得将军号的有数十人，成为校尉、都尉的多达百余人。这在一方面上体现了这支部队的精良和英勇善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的曹魏势力为了奖励军功而大量授予武官官号的普遍现象，在这一小部军队中既有如此数量的人后来成为了将军、校尉、都尉，整个拥有武官官号阶层的数量之庞大就可想而知了。
武官官号的滥设使得大量的武官官号拥有阶层进入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系统，久而久之，就逐步常态化的融入其中，成为当时军事、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三国志》卷六十《周妨传》记载了孙吴的鄱阳太守、昭义校尉周鲂寄给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的诈降密书，其中的第七条写到：
今举大事，自非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魅帅。
周妨向魏乞要如此大量的军号印纽，其目的是“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这些印纽中有将军印五十纽，中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两百纽，既从数量上体现了各个军号之间的高下关系和相对价值，又表明了各种武官官号已经融入到了当时的军事生活之中，成为军事系统中常设的编制，去用以“假授诸魁帅”。该诈降书的内容肯定是以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写成的，否则就不可能骗取曹休的信任。
汉末三国时期各种武官官号的滥设，在此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武官官号滥设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其自身的“赔值”。授予武官官号最初目的是为了激励臣下，提高臣下的地位，而当这种名号几乎人人都有之时，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统治者只能授予臣下更高一级的武官官号来以示优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提高授予臣下武官官号的等级——臣下的期望水涨船高——再一次提高授予臣下的武官官号的等级。这就是在三国后期，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加“大”的将军，如：征南大将军，镇军大将军等；以及像“上大将军”、“右大将军”、“右骠骑将军”这样的新创的高阶将军号的原因。与之同时，像都尉、校尉、中郎将这样原本就属于低阶的武官官号就更得不到重视。三国以后，各种将军号琳琪满目，而都尉、校尉、中郎将等则几乎消失，作为武散官阶渐渐的淡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