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有商鞅变法，六国也有变法改革，为何最终还是秦统一了天下？
两千余年前，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自西陲发迹，其先祖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功，受封秦地。之后数代国君励精图治，率领秦人崛起于乱世，历经百年起伏，及至孝公，奋前辈之余烈，重用魏人卫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不断增进农业生产，为大秦灭六国，实现中国一统大业奠定了基础。想必有读者朋友想问：“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强大，那么其他六国为什么不效仿而图强呢？”且看笔者从秦与六国异同出发，一一道来： 一、内忧外患，秦需自强
崤山以东，是战国其余六雄，与他们相比，秦人没有多辉煌的身世：先祖恶来事商纣王，被周武王杀之；非子为周天子养马有功，受封秦地，非子便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但秦人依旧只是周之附庸，而秦人又世代戍守边境，与犬戎为敌。卑微的身世、凶残的敌人、贫瘠的土地，养育出心狠手辣，能征善战的秦人，但却被山东六国鄙夷为“蛮夷”，虽秦地无礼乐教化，但卫鞅与他带来的大法律条，却也不再受到束缚，最适合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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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虽然出身卑微，但都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昔日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至新都，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始建国；秦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穆公时代秦国参与中原争霸，虽强不过同样崛起的晋国，但及时转变方向，将矛头指向西戎，又四处招揽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在谋士由余的协助下，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康公及其子秦共公在位期间继父祖之余烈，频频向晋挑战，却难得一胜；桓公、景公、哀公、悼公、厉共公、躁共、怀公、灵公都非中兴之主，简公、献公虽有图强之意，但无奈百年衰落，在变法上尚不彻底，却都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及至孝公，对衰落的秦国深恶痛绝，决定改革图强，欲夺回河西之地，完成父辈的遗愿。于是孝公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一篇《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引得卫鞅求见，两人畅谈几日后毫无倦意。从此，这对被后世推崇有加的君臣联手合作，在秦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秦国遂强，“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惠及百姓，却触及了贵族的利益，因此嬴姓宗室大多反对，还是公子的秦惠文王嬴驷以身犯险，但都没有阻碍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为何商鞅变法能在秦国延续数年，而山东六国效仿不来，最大的原因便是孝公与卫鞅这对君臣始终亲密无间。而秦孝公的后继者们，亦不敢忘先祖之志，因此商鞅虽死，但法律畅行，六国也无一国能做到此。
二、魏从变法，成就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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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为秦一统天下的霸业奠定基础，然而在商鞅之前，也有人帮助魏国变法图强，此人便是李悝。其实魏国比秦国更早有统一的能力，为何？世人只知商鞅变法，殊不知商鞅投秦所带之物，正是李悝的《法经》，秦国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魏国李悝变法。魏文侯时期，由于魏国地处中央四战之地，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其重用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工作和法制建设，影响了中国政治两千年。魏武侯时期，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魏国继续强大。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 盛极一时的魏国败了，败给了日益崛起的秦，其中错的不是魏国的法律，李悝、吴起的变法，错的是魏惠王，将先辈留下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马陵之战，魏国实力大损，称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河西之战，不仅河西之地尽失，魏卒还被秦军斩首八万；公孙衍发动“五国相王”引得楚国不满，楚国向魏国发起进攻，魏国再败。魏惠王时，曾经强大的魏国却处处挨打，先祖留下的基业被耗损殆尽，魏国再无力变法图强，直至灭国。
三、筚路蓝缕，荆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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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秦发迹于西陲，楚国同样身份低微，常常以“荆蛮”自居，周代典籍《国语》有言：“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从弹丸之地丹阳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创业之艰难，令人叹息。那时的楚国穷啊，首领熊绎受封周成王分封为“子”，楚人大振，想要祭拜先祖之灵，全国上下竟然拿不出一头牛来，只得在鄀国这个地方偷一头小牛来祭祀祖先。楚国惨啊，还是小国的时候，不得不看周室脸色行事，稍有不慎便是刀兵相向。楚国虽弱，但楚民懂得自强，因此楚国多出贤君明君，楚国国君熊绎励精图治，带领领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在南方站住脚跟，建国之初虽举步维艰，征战也是胜负参半，可喜可贺的是等到了楚庄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楚庄王也成为新一任“中原霸主”，荆楚凤凰，终于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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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悼王元年（前401），各国竞相改革成功，然而此时的楚国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而为了延续楚国霸业，楚悼王重用帮助魏武侯改革变强的吴起，变法雷厉风行，又得到悼王全力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吴起却没有商鞅的好运，在变法如火如荼进行中，楚悼王不幸病逝，楚朝旧贵族势力抬头，欲诛吴起，吴起急中生智，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依然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王尸，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尽管后人重拾霸业，但依然难逃覆灭的命运，楚怀王时，虽任用昭阳、芈原、景翠、屈丐等贤臣良将，楚庭一时人才济济。楚怀王和唐昧积极变法，恢复了楚悼王、吴起时期的许多法令，但这次改革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抗，改革再次失败，这只南边高傲的凤凰，再不能展翅飞翔。 四、田氏代齐，只图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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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齐国，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人：吕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他了。在吕尚助周灭商后，他就被周武王封于营丘，国号为齐，后世为作区分，变称为“姜姓齐国”，吕尚到底营丘后，应当地风俗，简化礼节而修政，大力发展渔业、工商业，并从海中获取食盐，凭借鱼盐之利，齐地人口大增，齐国成为大国。然而百年之后，齐国卿大夫做大，开始废立齐国国君，直到田氏专权，齐康公被田和放逐，姜姓齐国为田氏取代，世称“田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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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也有变法的例子，昔日齐威王不堪国弱，立志改革，思贤若渴，得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由弱转强，遂成东方大国。然而好景不长，等到了齐愍王时，齐国看似强大，但暗疾不少：相邦田文专权、苏秦入齐从事间谍活动、田甲劫王。而愍王也是个只图小利的人，在五国合纵攻秦时作壁上观，不知“唇亡齿寒”；常常因小利而派兵攻打六国，四面树敌；为争宋国，对盟友大打出手。最终五国伐齐，齐国差点亡国，齐愍王辗转各地，因其傲慢无礼，所到之处皆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后还被楚顷襄王和楚将淖齿所骗，被杀掉了，齐国也再无问鼎中原之志，最后慢性死亡。 五、一弹指顷，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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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为什么秦灭六国的顺序中，韩是第一，因为韩国虽然，但韩弩可使“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剑也以锋利著称，“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相比读者们不会相信，七雄中最弱的韩国，也盛极一时。那时是韩昭侯时期，为修政法，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国成小康，史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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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申不害相助，韩国也难成大事，韩国的位置实在是太差了，东部和北部都被魏国包围，西阻秦国东出而被虎视眈眈，南有楚国时常侵扰，以及有当时已很薄弱的东周。韩国的盛世也只在申不害为相的十五年内，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夹在列强中间，屡遭欺凌，又不得不为苟延残喘而吃嗟来之食，被秦驱逐攻魏、楚，被魏驱逐抗秦，天下皆言韩人“反复无常”，实乃无奈之举。 此外，战国七雄的燕、赵都有过改革，燕昭王用乐毅改革，使燕有了抗齐的资本，更是使得五国合纵伐齐时，推举乐毅为将，获得大胜，齐差点灭国，燕得报当年齐国入侵燕国之仇；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行军改，赵国兵强马壮，名将辈出，拓地千余里。然而可惜的是，这位昔日雄主，晚年却因自己两个儿子对王位的争斗，而饿死沙丘宫。秦有商鞅变法，山东六国也有自己的变法改革，但相比之下，却只有秦能彻底变法，秦惠文王即位，虽诛商鞅，但商君之法并未废除，此后被武王、昭王、庄襄王、始皇帝沿用，这才使得秦最终能胜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