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更加维护君权，为何最终还是选了儒家？

要说古代的那一种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最深，那一定就是儒家思想了，可以说古代从汉武帝开始，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时期里，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而其他的思想只能作为一种支线发展，和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在汉朝之前的秦朝，主导思想自然就是法家思想了，而且如果相比之下，法家思想是更加维护君权的一种思想，但为什么最终历史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究竟法家思想比儒家差在了什么地方呢？

中国历史虽然号称五千年之久，但实际上商代以前的文明还尚未发展足够的考古证据作为支撑。而文化的真正形成，应当追溯到春秋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爆炸。

1、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也是个思想上精彩纷呈的年代。在这段时期里，涌现出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众多风格迥异、各有主张的思想家。随着历史的演变，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基本上围绕着这些思想打转。

首先上台的是法家，执行者是秦朝统治者。法是最容易实现，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形式。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等，两人师从儒家的思想家荀子，其思想主张受“性恶论”的影响，慢慢演变成“法家”。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人性是需要约束的，而没有什么比法的约束更加有效，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思想脉络。事实上，法的制约的确是简单有效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现代文明体系里基本上离不开法的建设。

但是秦朝的“法治”虽然令其强大起来，并统一六国，但也迅速在几乎全民暴动中灭亡。秦的“法治”缺乏统治“温度”，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人会怀念秦朝。所以我们不得不有一个疑问，为何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核心在秦朝会失败？

到了汉朝，初期实行的是黄老学说里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学说里的一个部分。所谓“无为”，是指统治基本框架搭建之后，不频繁地更改干预让老百姓自由生产。由于秦末多年的战乱，这一时期实行“无为而治”是有合理之处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是经理分配，而在经济大增长时期，这种分配的矛盾会暂时掩盖。汉朝初期的统治框架是“郡国”并举，既有属于中央的郡县，也有分封给刘氏诸侯的“国”。实际上分封是统治一个大疆域国土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对于边远地区、超过了中央统治半径的地区，必须采用某种措施维护其与中央的从属关系。实际上，这并不是“法家”能解决的问题。秦朝的存续时间实在太短，“郡县制”的问题尚未爆发便已经灭亡。

但分封制也同样有问题，“国中之国”不可避免地想要脱离中央统治。“无为而治”不能消灭这种必然会产生的矛盾，而首先爆发的，是“分封”后的矛盾。于是“七国之乱”爆发。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国在军事上已然无法与中央直接抗衡，而此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已经恢复，汉武帝开始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国民在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让其主动地拥护中央统治；其二，如何选官，管理那些边远地区的郡县。第一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宗教，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一个宗教性质的思想学派。所以汉武帝从已有的学术思想里选择了“儒家”，将其作为统治阶级倡导的思想核心。第二个问题是建立“察举制”，这是选官制度与统治思想的初级融合，“察举”的核心是“孝廉”。

但这个时候，儒家的核心地位依然是脆弱的，虽然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一旦中央政府权威丧失了呢？问题在魏晋时期爆发，儒学思想式微，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事实上，在战乱时期，道德学说能起到解决纷争的作用吗？儒家强调的仁政，对于那些处于互相斗争中的割据政权而言，有操作空间吗？所以儒学遇到了跟春秋战国时期相同的困境。

然而虽然儒学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和挑战，但是盛行当时的道学、玄学，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经历汉朝一代“独尊儒术”的培育，已经形成了一批研习儒家典籍的世家大族，当大一统的政权建立之后，仍不得不借助大族的力量，仍不得不尊重儒学。但在选官制度上，隋朝发明了举世无双的创举，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以期望加强中央集权，打破世家大族对“从政权力”的垄断。

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就坚不可摧，无论哪一个统治者上台执政，他都必须接受儒家思想体系下的统治范式。这样的体系使得中国接下来的近千年时间里再未经历大分裂，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顶峰，直到被现代科学体系打破。

2、没有温度的法家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现代社会都强调“依法治国”，为何古代实现不了？事实上，法治长期以来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形式里都存在，但它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无法上升到思想核心的层面。也就是说，即使古代的人超越历史局限，写出一部类似于现代宪法的纲领，也不能实现现代法治。

第一，法的权威来源于政权的武力威慑，这在任何政权体系里都是如此。但在古代，统治半径的制约决定了中央不能长期对边远地区保持武力威慑。法律权威也就难以长期维持。

第二，法是不能形成主观驱动力的，法的核心是强制性，用人对惩罚的恐惧来产生作用。这种强制性虽然有效，但忽略了人是具备主观意识的生物，所以也可以说“法”是没有“温度”的，更不能形成思想信仰。而宗教和道德都不同，它形成的是一种主观驱动力，让人在预设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行事。而这种主观驱动力，就是思想信仰。人具备这种信仰，才能主动地去拥护并发扬相应的文化。

第三，古代的法律难以形成逻辑闭环，法的逻辑闭环是公平，即对所有人都同一视角。但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都难以达到，更不用说缺乏监管的古代。法律作为统治工具，是权力的象征，在被统治阶级缺乏足够话语权的时代是不能实现普遍公平的。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逻辑闭环不能实现。

3、儒学的逻辑闭环

儒学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世界观，它的目标是建立道德乌托邦，最初以“礼”(孔子时期)为核心，而后以“仁”(孟子时期)为核心，发展到后期，逐渐形成了以“仁”约束君王、以“忠”约束臣民、以“孝”“义”为行事准则，辅以“贞”“节”“信”等其他道德规范的逻辑闭环。在这样的乌托邦里，各个阶层各司其职，按照统一的道德信仰行事，最终就能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虽然儒学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提升路径，但实际情况是极少有人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水准，这套方法论可行性不高，而且需要脱离土地生产，进行长期的思想训练。但道德理想又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它驱动的是人的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一旦形成，便意味着思想信仰形成，对于中央集权与文化传承都有些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即便儒学的思想信仰不是普适的，它只作用一部分人(士大夫)，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4、道德信仰的形成路径

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道德本身具有反人性的特点，它需要压抑人性本能欲望。宗教不同，宗教顺从人性。宗教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相对容易，而道德即使在中国主流思想体系里，其真正影响的人群也只是一小撮士大夫。

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是依靠制度建立的，也就是“科举制度”。人性对于道德虽然是排斥的，但对于“权力”“财富”却是向往的。如果道德信仰能够带来权力和财富，人就能被吸引，并紧密地团结在周围。无论是汉字也好，还是儒学思想也好，都是依靠这一路径所实现。一个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都研习这一类道德书籍，接受道德训练，其主观信仰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如何选拔官员是所有政体都面临的问题。考试，无疑是所有方式中最具有效率的形式。官僚体系具有稳定的来源，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就稳固下来，而中国也能借此摆脱分封制的困扰，形成一个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当具备统一的道德信仰的士大夫垄断权力、垄断文字时，社会的治理结构就是相对稳定的，其文化也能持续性地发展并传承！

5、古文明的失落

古巴比伦文明里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文明里第一部成文法典，但是巴比伦文明却并未传承下来，它并没有解决类似于中国文明的传承逻辑，没有形成主观的思想信仰。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为何总是在一个个循环的漩涡里无法逃离，也应该思考为何中国总能形成这样一个个循环。世上没有永恒强大的国家，中国却持续性地产出这样的国家！

古老的文明里，中国是唯一的特例；而流传至今的思想体系核心里，也只有中国属于非宗教信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制度所造就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