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卖猪仔的故事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朝代更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官兵、将领、难民等等伴随着战乱流亡到了南洋。在我国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大批大批的儒学者以及军政官员都逃到了越南。南北朝的五胡乱华，中原很多人都移居到了印度地区；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这些伴随着战乱逃往南洋的人们在那里安家后就开始开荒、种地，慢慢地建立起华人社区，明朝进士严从简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考察后，在《殊域周咨录》一书中这样写道，初至杜板仅千家，二酋主之，皆广东漳泉人，又东行半日，至厮村，中国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广东人。

南洋到底指的是哪里？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庄国土：

“我们从秦汉以后就称那一片海洋叫南海，整个南方的海洋，一直到印度洋，统称南海，南洋这个概念一开始是十八世纪末一本游记叫《海录》，这个书是第一次用南洋这个概念来指现在中国南部的这个海洋，以及跟它的周边的陆地，再以后这个概念就比较明确了，南洋就是东南亚，东南亚就是南洋。”

东南亚就是当今的东盟十国，在下南洋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因战乱而逃往南洋的官兵、将领只是很小的规模，更多的人下南洋则是源于海上贸易。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庄国土：

“东汉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我们的商人特别是宫廷的商人怎么说，指官商，太监那一类的那种商人，就带了金子、丝绸到现在的南洋大概现在的东南亚，乃至到现在的西南港去做生意，去换当地的土特产回来。”

法国殖民下的越南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相继入侵东南亚，英国占领了缅甸、马来半岛、婆罗洲，荷兰占领了爪哇、苏门答腊、东印度群岛，越南、婆罗被法国占领，菲律宾群岛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整个东南亚被瓜分的所剩无几，这些殖民地与欧洲、美洲共同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于是整个世界对远东商品的需求量骤然增加，也因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促使更多的华商涌入南洋。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庄国土：

“明代后期清代初年，这个时候南洋华侨的规模大概是十万左右，但是到第一次浪潮结束，也就是说到十八世纪中期，那整个南洋的华侨大概会有我的估计大概150万。”

“猪仔”华工

十九世纪中叶长达400年的黑人奴隶贸易正在逐渐废除，全球出现用工荒，正是这一原因使得东南亚的殖民者们纷纷前往中国开办招工所，招收大量中国劳工，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中国苦力贸易。每一位前去做工的中国劳工都必须签订一份契约，只要签约这份契约就可以免费去南洋做工，而前去南洋的船票、食宿以及做工的工具、家什等一切开销均由招工所垫付，并在之后赚得的工钱中扣除，在那个时代，以这种契约形式下南洋的中国人被称为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

正是这些契约华工大批量的被运往东南亚，形成了第二波下南洋高潮，据统计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历史上被运往东南亚的华工超过200万人，签订契约后的华工就会像猪仔一样被贩卖掉，一去不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猪仔华工。

专家点评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庄国土：

“猪仔实际上是一个广东话了，华工不是被抓到船上去吗，船上去就是要给他们吃，不一定是每个人有一个碗，就是一个大锅，你再熬一点什么东西吃，然后每个人都蹲着，就像喂猪一样。”

德记洋行是当时全国的五大洋行之一，也是厦门最大的卖人行，他们表面上是做米商的生意，实际是以卖猪仔赚钱，签订一个猪仔只需花费三到十元，到南洋却可以卖到一百元，甚至是五百元的价钱。为了防止猪仔买卖的曝光，运送猪仔上船往往是在晚上进行，外面的人无从知晓。

衙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吴凤斌：

“有的人不大愿意去(做华工)，他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去抢，整个广州城到晚上时都没有人敢出来。除了大量农民以外，他还抢学生，要去考状元的那些人也有被骗去的，到了猪仔馆以后，你如果不愿意出去，你看他就拿木棍打你，拿木板夹你，他把你关到大便坑里面，人在上面弄上大便，使你臭气难闻，受不了。皮鞭一般是用四条，然后再把他捆起来，有的皮鞭上还带着刺，最后你只好答应。”

由于运输猪仔的统舱条件恶劣，航行时间又长，再加上疫情的感染，猪仔的存活率极低，每次运输中能活到南洋的契约华工其实只有半数以上，为此在装运猪仔时，猪仔馆的老板一定是尽可能的超额装载，以保证到南洋后活着的猪仔还能达到预期的数量，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华侨博物院院长 丁炯淳：

“比如说一条船你可以载三百个人，他一定载六百个，六百个我就死了两百五十个，百分之四十左右路上死了，到那边也是超过三百个，他还是赚了。”

熬过了船上的黑暗岁月，刚到达南洋的华工多少还是带着些许兴奋的，他们终于可以使出浑身力气赚钱养家了，一想到可以将赚得的钱寄回家，顿时会觉得所有受过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但他们并不知道悲惨的南洋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这里每天不但做着超负荷高危险的工作，吃的也是如猪仔般的食物，几乎没有医疗机构，每天都有饿死、累死、病死的劳工。最骇人听闻的是在甘蔗园，这里的华工连死后都无法解脱命运的摧残。

衙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吴凤斌：

“到古巴去炼糖，炼那个糖的话，要炼白糖，白糖的话要靠什么东西？动物的骨头还加上人的骨头，下去这个糖才会白，开始我不大相信，后来一直看见，看看看，真的是这样，白糖的话你要白的话，要下上动物的骨头，但是它那个动物没有这么多，所以把人的骨头都摆进去了。”

殖民者对契约华工所进行的敲骨吸髓式剥削和非人的虐待造成了华工惊人的死亡率，根据史料估算，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平均劳动寿命只有五年。广州、福建等地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揭露殖民者压迫契约华工的滔天罪行，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前往南洋调查取证，并与殖民者谈判，最终迫使各国殖民政府相继在1914年前后废止契约劳工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庄国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这个时候的华侨他的经济力量已经被中国的官僚看到，他们就想如果政府能利用他们像西洋人那样利用他们，然后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会很有好处，你要利用他首先你要保护他，保护他最需要保护的是谁？是华工，所以从保护华工开始。”

正是清政府这一态度的转变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从而引发了第三波下南洋高潮，继续填补着急速发展的东南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华侨博物院院长 丁炯淳：

“早期的从事的行业基本上就是服务业、手工业，三刀两小，小商、小贩、菜刀、剪刀、剃头刀，我们展厅有一套36种行业基本上都是以服务行业为主，甚至有银行，有裁缝店，有戏院，包括路边这个卜卦、算命、代书、洗衣，这些都有。”

在福建闽南语中，批就是信的意思，这种带有汇款的家书便称为侨批，是海外华人向国内汇款时用的特殊邮递载体。侨批陪伴着南洋侨胞走过了一个半世纪有余，经历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它的样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变化着。但无论哪一个时代的侨批，都始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银信合一。而华侨下南洋后是否安全抵达是侨眷最为牵挂的，报平安成为了华侨抵达南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王炜中：

“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的时候，他没有钱还跟人家借一两块钱，批一封，钱两块，赶快寄回报平安，所以第一封信是他的平安批。而且他在外面那么苦，他也不讲什么，他说我在外面知道会照顾自己，请你们放心，不要挂念，都是，都安慰家里，那家里呢收到这个钱后要赶快写回批，那写回批的话呢他家里那么苦他也不敢讲，善意的谎言，所以两边都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过活的，里面有苦他不敢讲，外面有苦也不敢讲。”

最初的侨批是由水客递送的，水客是指常来往于海内外替人捎带钱或物的人，在我们当今时代指的就是那些携带水货过海关的旅客。侨眷从水客手中接过侨批时还会急切询问亲人在南洋的情况，水客也会热心回答，由于水客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递送一次侨批和回批需要半年之久，而在华侨与水客之间没有任何字句作为凭证，全凭同乡之间的一份信任。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王炜中：

“为什么水客批局丢批很少呢？这就叫贼有贼道，我们这里讲的就是有诅咒是吧，这个东西都是人家拼命，生生死死给你赚来的钱，要养活家里人，你没有了它他就死掉了怎么办，所以你吃掉这个批本身就是雷公要轰你的，作孽的。”

水客平均每年往返三次，深受南洋华侨的信任，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水客最兴盛的时期，仅在汕头专门递送侨批的水客就有上千人，带回来的批款多达国币两千万。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王炜中：

“后来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水客送，那水客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水客他居无定所，有时候找不到他，说不定给他吃掉了还不知道，是吧，后来好多在外面办企业的老板他就想了这个问题，就把他老乡的钱收回来，信也收回来，专门派人送回去，送回去到了澄海的东湖就他老家，也设立个致成批馆，这个批馆跟他我说就是现在叫做连锁店，就雇了十几个侨批派送员送下去了，批局就这样出来了，侨批的派送员被称为批脚。”

最初的批局是由新加坡澄海籍华侨黄继英创办的，由于他开办的致成染坊中有越来越多的澄海籍工人需要寄送侨批，便在1935年成立了致成批馆，随着规模逐渐扩大，规模化之后形成了批局，并在家乡澄海东湖开设联号，在国内与南洋之间建立起网络关系，随后一些精明的侨商抓住机遇，陆续创办起侨批局，与单枪匹马的水客相比，批局具有递送周期短，资费评价，有固定场所等优势，很快便替代水客成为侨批业的主力，于1935年前后达到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