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周公后有召公，成康之治频传佳话，周朝有这些圣贤才兴旺
上篇图文中，老龙和大家说到了周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周公旦，由于他是一位治国理政能力非常强的朝中重臣，并且还是一位德行高远的圣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个事例看得出来。据说在周公代成王摄行国政的年月里，有一年，年幼的成王得了病，周公十分着急，连忙向老天爷为成王祈祷说：“国王年纪轻，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办错了什么事情惹得上天发了怒，那责任在我，请老天爷惩罚你好了！”真想自己代替成王赴死。周公祷告完毕以后，祷词被人悄悄地收藏在王室的档案库里。古代的史官还是比较负责任和有担当的。这既是周公衷心和大德的真实记录，也是华夏文化的瑰宝和精髓。
周公返政成王以后，有人向成王说周公的坏话，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周公真是有口难辩，只得偷偷地离开了成王，跑到南方的楚国去避难。一个偶然的机会，成王打开了档案库，看到了周公在自己生病时向老天爷祈祷的记录，把周公忠心耿耿为了周王朝的一片心迹跃然于纸上。成王为自己误听谗言，无端怀疑周公感到十分懊悔，不觉痛哭流涕，连忙派人把周公请了回来。此后，成王对周公深信不疑，比以前越发尊重了。这里说明成王还是一个知错能改的有成君王，有如此有德行的君臣在世，周朝不好好发展都不行。国家、社稷和人民都有望了。
成王亲自处理国政以后，对周公的教诫一直不敢忘记。他时常以周公所做的《无逸》、《多士》等文书提醒自己，用商代一些著名的国王如祖乙、武丁、祖甲等人、“不敢荒宁”、“保施小民”的事迹为榜样，不敢骄奢淫逸，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再加上周王朝已经经过了周公的几年经营，敌对势力多被消灭，被分封的各国诸侯也已成为周王朝的“藩屏”,所以成王时天下很是安定。这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幸。人们生活在了一个好的年代。
由于周民族在灭商以后吸收了殷人的先进文化，并把在连年战争中获得的大批奴隶使用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因此在成王时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周人实行了适应大规模奴隶耕作的“井田制”,再加上生产力的提高，周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诗经·周颂·丰年》描写周初农业丰收的情景是这样记述的：
黍稻丰收年景好，(丰年多黍金稌，)
装满座座大粮仓。(亦有高廪。)
万担亿担粮食多，(万亿及种，)
酿成美酒味醇芳。(为酒为醴。）
奉献祖先表心意，(烝畀祖妣，)
祭物齐备不寒怆。(以洽百礼。)
神明保佑不遗忘。(降福孔皆。)
成王时，西周王朝不仅实现了对全国的牢固控制，还加强了与远方一些少数民族的联系。据记载，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族“贡献”了他们的特产格矢、石形；居住在西方的氐羌族也“贡献”了“灣鸟”。此外，还有南方的“越裳献白雉”,东方的“倭人贡也(chan唱)草等等传说。这一切，不仅加强了周王朝与一些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扩大了周王朝的声威。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的不少地方，如吉林省的骚达沟、土城子等许多地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青铜器，其中有铜刀、铜矛、铜斧、铜箭镞等。此外还有陶器、石镰、卜骨等。不少遗物在形制方面都与中原十分接近，这说明了周文化对边远地区的影响。这里也可以看出华夏文明的久远与广阔，所以中国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成王在位3多年以后得了重病。他在临死以前，担心太子钊(zhao招)治理不好国家，命令召公奭和毕公等大臣辅佐他。成王在弥留之际，嘱咐这些重臣们说：“看来我的病很重，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郑重地给你们留下几句话，希望你们和我的后嗣能够记住！我们的祖先文王、武王功烈卓著，布德行、重教化，威震天下，灭掉了商朝。提到我这一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只不过办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上天的意志，遵守祖宗的教训，不敢胡来罢了。现在上天给我降下了灾祸，我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你们今后要好生辅佐太子钊，遇到艰难困苦时要和衷共济，还要注意处理好与远方民族的关系，安顿好大小诸侯。一定不要使嗣王作出无理的事情来！”
康王继位以后，召公、毕公把成王临终时讲的一番话告诉了他。康王也遍告天下诸侯，表示要坚决保住文王、武王建立起来的基业。《康诰》记载了他的话说：“先君文王、武王当国时，贫富均平，刑罚宽猛得宜。他们实行的这一套善政闻名于天下，吸引了许多勇敢的武士和忠心的臣子为周王朝服务。因此在按上帝的命令办事时，才能不发生什么偏差。老天爷对先君的这一套办法很欣赏，命令分封诸侯，推广到全国，实际上是为了藩屏我这个后世的继位之君。现在您们都表示要像先人服事先王一样效劳周王室，虽然身在王畿之外，但心里都在惦记着拱卫王室。希望你们能说到做到，不要做出对不起我这个后来人的事情来！”
康王在召公、毕公这些顾命大臣的帮助下，生活较为节俭，处理政事也专心。据说当时晋侯修了个漂亮高大的宫殿，受到了康王严厉的斥责。《史记周本经》里“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错就是措字，在这里就是放置起来不用的意思。这段话说的是周王朝到了成王和康王时，曾经出现了国家安定，近40多年的时间没有使用过刑罚的“太平”景象。虽然这些话不免有些夸大，但周王朝在成康之际国力比从前强大，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确是事实。因此有人把西周初期的一段繁荣时期称为“成康之治”。这个也是可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在我国古代文献里，有关康王时对外用兵的记载很少，但青铜器铭文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康王时的“小孟鼎”,记载了康王曾命盂进攻匈奴，并把他们首领杀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王也是一位有文治武功，大有作为的君王。
此外，近年出土于岐山贺家村的铜器“史話”也为研究康王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件铜器鼓腹，两耳做成长耳下垂的兽头形，腹部装饰着狞怖的餮纹。在的底部铸有铭文23字，记载乙亥这一天，周康王诰命毕公赏给史話贝币十朋，史話作簋铸铭，用以早晚借鉴而不忘。铭文中出现的毕公，就是《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序》等古文献所提到的作册毕公，史話簋铭文中所记载的周康王诰命毕公与《尚书序》所说的“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是一致的。毕公大概是在周公、召公之后一位大有作为的周朝重臣。他尽心极力辅佐康王，为周朝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