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考古志｜从中原到江南：解密南宋六陵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的“江南考古志”栏目本期聚焦宋六陵。“历代帝王陵墓，或多或少都有损毁，但彻底毁坏如宋六陵者，则不多见。”本文从中原与江南不同的堪舆风水观念揭秘宋六陵的布局营建。从南宋皇陵的变迁，可见南宋的政治文化在江南长期而复杂的发展中，又逐渐演变并形成新的有别于北宋的范式。

宋徽宗

一．宋六陵概况

宋六陵，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区东南约18公里富盛镇赵家岙的宝山南麓；南宋时期，其地属两浙东路绍兴府会稽县上亭乡上许里上皋村。

上皋村地方，北有宝山（雾连山），南有上皇山（新妇尖），两山草木葱茏，遥遥相望，略呈合抱之势。两山之间，是相对平旷的谷地，今为碧绿而弥望的茶园，一派江南风光（图1、2）。

图1 南宋六陵鸟瞰

图2 南宋皇陵地理形势图（采自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

南宋有国百余年，这片茶园却是皇家禁地，先后建起七位皇帝、七位皇后（宋哲宗孟皇后、宋徽宗郑皇后、宋徽宗韦皇后、宋高宗前室邢皇后、宋高宗吴皇后、宋孝宗谢皇后、宋宁宗杨皇后）共14座“攒宫”。他们的灵柩埋葬于此，陵区总面积约在2.5万平方米，规模可观。这七座皇帝攒宫，依年代顺序，依次为宋徽宗永祐陵、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绍陵攒宫。不知何故，后人将“七帝七后”陵地俗称为“南宋六陵”，至今通行。

“七帝七后”坟墓，既有陵号，为何又自称“攒宫”？故事要从头说起，绍兴元年（1131）宋金战事方酣，宋哲宗遗孀孟皇后，在流亡过程中，病故于绍兴，无法归葬中原故土，只好就近安厝于会稽山余脉的上皇山下，这是宋六陵营建之始。

“攒宫”之名，是戎马倥偬之际的权宜说法，据王明清《挥麈录》载，由于孟皇后在重新确立南宋政权正统性中的关键作用，朝廷本来想为她建造正式的“山陵”，但修奉官曾纡说： “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攒宫为名”。北宋祖宗陵寝既然在河南洛阳巩县，将来恢复中原，应该迁葬回老家，不宜径称“园陵”，宜以“攒宫”为名，意为“临时葬地”。曾纡的提议，获得众人认同。即使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后，金人归还宋徽宗等人梓宫（棺木），入葬绍兴，正式上永祐陵号，依然加有“攒宫”的后缀。这与南宋临安城始终只称“行在所”，而不称“京师”的情形相仿。

上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的平（水）陶（堰）公路，在谷地之间穿过，将陵区分为南、北两区，今人常以南陵、北陵称之。南、北陵的区分，不见于宋人记载，但符合皇陵分布的实际状况。这种说法可能出现得比较早，至少浙江图书馆藏“宋孝宗陵碑刻”民国拓本档案中已有“南林”之名。

这片茶园谷地，屡经平整，依然呈现出“东南仰高、西北低垂”的地势，南陵区的南高北低的地势尤其明显。东南高山，西北流水，据说是赵姓“角音”所利之地，即堪舆术士所谓“大利向”。但在其西北部，越靠近宝山，地势转为北高南低，则与“大利向”相违。这段话有点突兀！没有关系，我将在后文详细阐述，理解这段话，便是解锁宋六陵的密码。

南宋时期的陵园，松柏参天，殿宇连绵，是庄严肃穆的禁地。宋元鼎革之初，“番僧”杨琏真迦盗发六陵，地面建筑和地下石藏毁坏殆尽。明代屡经重修，但是陵位淆乱，制度改观，其规模仅如《万历会稽县志》所载 “诸陵仅存封树，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宰牲房一所，斋宿房一所，其右为义士祠”而已（图3）。

图3 康熙《会稽县志》卷首《宋六陵图》

1949年后，因为农场、茶场的建设和破坏，明清重建的享堂、封土也尽数毁去，唯余数丛古松树，散布于谷地之间，作为众攒宫所在的唯一标识。经测年，树龄约在距今120至180年之间（图4）。

图4 南宋六陵远眺，唯有三二松树丛，标示着皇陵的存在

“自古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历代帝王陵墓，或多或少都有损毁，但彻底毁坏如宋六陵者，则不多见。

二．五音墓地与形法墓地

第一次来宝山的人，一定会纳闷：宋六陵南北皆山，而南宋的帝后，竟然放弃眼前的自然高地，将墓穴埋葬在两山之间的谷地，为什么？

当我们这样设问，其实就已开启了打开宋六陵之谜的钥匙。

江南卑湿。墓择高阜是自古以来的常识和惯例，史前时期太湖流域的崧泽、良渚文化，人们堆筑高大的土墩，用以埋墓；汉六朝唐宋墓葬，均选择埋葬在山麓至半山腰地带。唯独宋六陵一反常态，要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须从河南巩义北宋皇陵说起。

北宋皇陵位于巩义市（原名巩县）的西南部，诸陵南依嵩山北麓，北傍伊洛河水的黄土岗地上，共有七座皇陵（宋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以及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永安陵，并祔葬有22个皇后，以及上千座皇室成员的陪葬墓，习称“七帝八陵”（图5）。

图5 北宋皇陵分布图

北宋皇陵的自然地势，就呈现“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状，这是宋金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五音姓利”堪舆术的择地要求。据北宋王洙等编撰《地理新书》，人们把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与五行（土、金、木、火、水）四方相联系，推断与其姓氏对应的阳宅、阴宅方位的吉凶，即所谓“大利向”“小利向”。

“五音”是北宋官方的堪舆术，为皇室、士大夫及富裕平民阶层所遵循。自明清以来，该系统的堪舆术逐渐失传。宋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流行以五音姓利原则指导墓地的选址和规划，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五音墓地”，例如北宋河南新郑吕夷简家族墓地、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巩县北宋皇陵，均属其例，而且是延续多代人、多房派、规划有序的家族墓地。

按照五音的分法，皇室赵姓，属于“角音”（也称“国音”）。角音与木行对应，木主东方，阳气在东，所利地形为“东南仰高、西北低垂”，这就是角音墓地的“大利向”。葬师将风水择址与丧家的贫富贵贱、愚贤寿夭乃至与国运联系起来，今天的读者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知道这是胡乱联系的巫术，只要知其然而无需知其所以然，明白北宋中原地区的家族墓地通常遵循五音姓利就够了。

绍兴元年为孟皇后选定上皇山葬地，就因为太史局官员（职掌堪舆风水的技术官僚）认为其地势与巩县相仿，符合赵家人的“大利向”。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得明白： “永安诸陵（即北宋皇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髙，互为形势。……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孟皇后）攒宫正在其下。”

坐北朝南的坟墓，却选址于“东南高、西北低”的地方，背后无高地可倚，在南方人和现代人看来不免奇怪。这是因为现代人受了后世主流的“形势派”堪舆风水观念的影响，此与“五音姓利”属于不同的风水体系，我们将以“形势派”原则指导选址的墓地称为“形法墓地”。

南方典型的形法墓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理模式：墓葬坐北朝南，位于藏风纳气的“怀抱之地”，墓穴在高处，后景开阔，自前而后，犹如我们前往南京瞻仰中山陵，拾阶而上，逐级抬升，陵园气势摄人。而宋代皇陵坐落于平地上，非但不足以壮观瞻，沿着神道向前，往献殿、陵台（封土）方向瞻礼，地势反而越走越低。这种“反常”的布局，就是宋陵拘忌于角音的缘故。

河南中原大地，一马平川，地下水位深，将墓穴埋于平地，无论是土洞墓，还是平面呈多边形、仿木构的穹窿顶砖室墓，均采用深埋的形式。“五音”择地术与其自然环境是相适应的，平地埋墓犹如在白纸上谋划，较南方山地丘陵地区，更能规划出长幼尊卑有序的家族墓地，故而为皇家和上层士大夫、富裕平民家族所乐意采纳。这么说吧，像北宋皇陵、韩琦家族这种“五音墓地”，在观念上，都是堪舆风水的祸福观念与聚族而葬的儒家伦理观念的混合体。

而在多雨、多水、多山的江南，自然条件、人文传统与中原迥异。五音姓利堪舆术并不适用于江南，南方地区流行江西、福建流派的风水术。明代义乌人王祎《青岩丛录》说： “择地以葬，其术则本于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后世之为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闽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世南之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

福建“理气派”和江西“形势派”（或称“形法派”“峦头派”），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二者同出于风水先生的“祖师爷”郭璞《葬书》，其中以“形势派”为择地的主流。

葬必择地，郭璞《葬书》倡导“遗体受荫”说，死者的遗骸若得“地气”，则会福荫子孙。如何使遗骸得气？《葬书》认为“葬者，乘生气”，墓穴应卜址于“生气之地”。生气在地下流动，在某些地点，汇聚起来。“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风一吹，气就散了，遇水则气聚而不流失。所以，形势派风水，讲求“龙、砂、水、穴”四大要素。墓穴所在，后有靠山，是为“来龙”；左右有山峦回护，远处有案山照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有案，是为“砂”；墓地像一把安稳的太师椅，而前方又有河水蜿蜒流过，是为长流之“水”（图6）。

图6 云和正屏山南宋墓，就是典型的形法墓地

在江南的堪舆家看来，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怀抱之地”，最宜建墓。江南“形法墓地”与中原“五音墓地”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墓地形态。

简单来说，在墓地形态上的差异，“五音墓地”择址于平野，可与多代人聚葬的家族墓地兼容；而“形法墓地”各自寻求独立、封闭的怀抱地形，则与家族墓地不能兼容，元末明初大儒宋濂《赵氏族葬兆域碑铭》说： “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舆家，谓其水土浅薄，无有族葬之者”。以朱熹为例，朱熹的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县莲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溪铁炉岭；父亲朱松，初葬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生母祝氏墓，在建阳县天湖之阳；朱熹夫妇墓，在建阳九峰山；朱熹长子朱塾，葬于建阳县另一个地方；次子朱埜，又埋在建阳别的地方；三子朱在，墓在建安县永安寺后。更有甚者，朱熹的祖父母、父母，居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朱熹家族墓地如此分散，就因为他们遵循南方术数“多占风水”之故。绍熙五年（1194）因为绍兴陵地的地势卑下，五音墓地不适应南方的实际，宋孝宗永阜陵的择址引发争议，朱熹奏上《山陵议状》说 “臣窃见近年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就是建议以南方的“形法墓地”以取代两宋皇陵固有的“五音墓地”。

朱熹的建议，未为朝廷采纳，因为对南宋皇陵而言，“国音”是皇室承袭了两百多年的传统，即便身处江南，也必须照搬祖制，毕竟这关乎国运，甚至象征着南渡政权皇统的正统性。北宋皇陵的传统，对南渡的继承者而言，就是“祖宗故事”，除非万不得已，不可变更。尽管在朱熹等南方人看来，这种做法，悖理殊甚。

三．角姓“昭穆葬”与祖宗故事

我们说“五音墓地”是风水观念与儒家族葬观念的复合体，那么，除了术数的原则，就必然涉及不同身份成员墓穴位次的排列问题。

王洙《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三“步地取吉穴”条： “凡葬有八法，步地亦有八焉。八曰昭穆，亦名贯鱼。入先茔内葬者，即左昭右穆，如贯鱼之形。……唯河南、河北、关中、陇外并用此法。”

昭穆葬法，是五音墓地中流行的一种与家族墓地相适应的取穴方法，通过以墓穴在墓地中不同的位次排列来标识、规范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长幼之别，从而维护墓地的长幼尊卑秩序（图7）。关于“角音昭穆贯鱼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未先生《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一文有深入研究，以下就是我对刘未研究的通俗化解读。

图7 宿白《白沙宋墓》昭穆贯鱼葬图解

五音墓地的排布，以“墓园”为基本单位，同一墓园内按不同姓氏所利的特定方位排列不同墓穴的位次，而先后不同的墓园，又按照各姓所利方位进行斜向排列——就“角音”姓氏而言，自先而后，墓园由东南至西北方向，依次斜行排列。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五音墓地中的“墓园”概念。

在堪舆术士看来，一块平整的墓地，分成正方形或近正方形的七七四十九个方格，即49个穴位，以八干、四维、十二辰共24个汉字，标识四边的24个方位。“四维”乾坤艮巽，“艮”指东北，“巽”指东南，“乾”指西北，“坤”指西南，这是许多人熟悉的，例如宋徽宗建造的艮岳就位于开封城的东北；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子、午代表北南，卯、酉代表东西；八干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其实这些都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的文字，风水罗盘也就是这个模样。由此可知，角音的大利向为“坐丙向壬”，即“坐东南、向西北”。

七七四十九穴，理论上均可埋墓，但事实并不如此，风水先生认为只有甲、丙、庚、壬四穴为四阳干，可以安穴。其余诸穴，均不可用；正中位置的穴位，名叫“地心”，也称明堂，所谓“天子葬明堂”，只有皇帝才可安穴，臣庶尤其不可僭用。这就是五音墓地的一个完整单位——墓园。

在现实中，上述规定可以稍加变通，逐一说来，会很复杂。我们既然不想改行看风水，只要足够说明宋六陵的规划原则即可。简单说吧，这49个穴位，与姓利相关的最适宜埋墓的穴位只有丙、壬、甲三穴；同一墓园内也强调位次的长幼尊卑，所以也称尊、次、卑三穴。

待用完尊、次、卑三穴，剩下的46穴皆不可用，就在已经“饱和”的墓园（最早设立的墓园，即“祖坟”所在）以外，斜向开辟一个新墓园；在新辟的墓园，同样的法则，再次上演，待填满尊、次、卑三穴，又在新墓园之外，斜向再开辟一个更新的墓园。

在角音墓地中，旧墓园趋于饱和，便在其西北方向，但不能低于旧墓园的东西轴线（“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不得过酉地”）新辟一墓园。这就是《地理新书》的“昭穆葬”所谓“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的确切含义（图8）。

图8 《重校正地理新书》“墓园”及“昭穆葬”图解（采自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

如此这般，子子孙孙，周而复始，越是晚辈家族成员的墓园距离祖坟越远，晚起的墓园，便一路向西北斜向排布过去。当然，在实际的丧葬活动中，不可能有广阔的土地可供无限排布。所以，大家族的墓地都有分区，巩义北宋皇陵更分为规模宏大的四个陵区。

需要指出的是，五音墓地以墓园作为规划单位，正中心的明堂位，是开辟墓园时用来埋藏买地券的地方，所谓“斩草立劵”，作为向山神、土地神购买坟地的凭证，普通臣僚和平民绝不能用以安穴埋墓。唯独位居“九五至尊”的天子，可以不循常规，即元张景文《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谓“天子葬明堂”。

宋代皇陵，安穴于明堂，与常人不同，除此则遵循角音墓地的一般原则。一座皇陵的上宫围墙，就是一个独立墓园，陵台（封土、玄宫）居于墓园的正中，正是明堂之位，也就是说，帝陵与普通人不同，在明堂安穴，无需像常人那样按照丙、壬、甲三穴来规划。后起的帝陵，位于前一帝陵的西偏北，则与“角姓昭穆葬”普遍原则一致。

明乎此，我们再来考察北宋皇陵。巩义北宋皇陵，分为四大陵区：西村陵区，有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蔡庄陵区，仅有真宗永定陵；孝义陵区，有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八陵陵区，有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以年代最接近南宋的八陵陵区的宋神宗、哲宗陵为例，具体说明北宋制度（图9）。

图9 北宋皇陵八陵陵区宋神宗、哲宗陵分布图

宋神宗永裕陵，由上宫和下宫，以及钦圣宪肃向皇后、钦慈陈皇后、钦成朱皇后、显恭王皇后等4座皇后陵组成。此外，还有若干皇室成员的陪葬墓。陵区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500米。永裕陵上宫前有神道，神道上设有望柱和52件石雕像；上宫围墙呈正方形（即前述的“墓园”，围墙边长约240米），覆斗状的陵台位于上宫正中，底部边长约48米（即墓园之“明堂”位）；下宫，位于上宫的西北方向（即所谓“坐丙向壬”），是供奉大行帝后御容之所，经勘探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30米。在上、下宫之间，祔葬有4座后陵。所有的陪葬墓，一律分布于下宫的西北。

宋哲宗永泰陵，位于永裕陵上宫的西北方向，即前文所分析的当旧墓园（祖坟）趋于饱和，便在祖坟西北方向新辟一墓园。

永泰陵制度与永裕陵完全相同，亦由上、下宫和祔葬于上下宫之间的昭怀刘皇后陵，以及下宫西北的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70米，就形制而言，犹如永裕陵在其西北方向，复制、粘贴了一遍。

要之，北宋皇陵的制度高度定型，概括如下：

一、皇陵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均由上宫、上宫、皇后陵和陪葬墓组成。帝、后上宫，平面呈方形，以陵台为中心，覆斗状的陵台下方，就是玄宫（皇堂、墓室）；陵台前方，建有献殿，为举办上陵祭祀礼仪之所。

二、上、下宫分离，下宫位于上宫的西北，显然与角音“坐丙向壬”的大利向有关。非惟下宫如此，皇后陵、陪葬墓等，均位于帝陵上宫的西北方向。

三、同一陵区内，后起的帝陵，位于前一帝陵的西北方向；同一帝陵兆域内，后起的皇后陵，均位于前一皇后陵的西北，同样由东南（丙地）向西北（壬地）斜向依次排列。从各陵的相对位置看，尊长居东南，卑幼在西北，角音墓地所利地势为“东南仰高，西北低垂”，愈往西北，地势愈低。

四、帝后采用“同茔异封”的合葬形式，即“同茔不同穴”，合葬于同一帝陵兆域，但皇后另起陵园和陵台，并祔葬于上、下宫之间。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讨论“角音昭穆葬”与北宋皇陵制度，因为这是南宋的皇位继任者必须遵循的“祖宗制度”，是认识南宋皇陵制度的基础。尽管宋六陵攒宫在设置上多有减省，例如不设陵台和石像生，规模也大为缩小，但在基本制度层面，在南宋中期以前，可以用全面照搬祖宗制度来形容（图10）。

图10 北宋皇陵布局与昭穆贯魚葬关系图解（采自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

一言以蔽之，南宋六陵就是北宋皇陵在江南的翻版。正所谓不晓中原就无以晓江南，不知北宋便无以知南宋。

四．陵区的形成和布局

说完制度，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同样的历史，历史学家看重制度及其运行，普通读者关注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人是制度下的人，不敢说人是制度的奴隶，至少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与其生活时代的制度和文化密切相关。严肃的历史本该如此，不是我故意想把故事讲得枯燥一点。

靖康二年（1127），金人俘掠徽钦二帝、皇后、嫔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和其他在京大臣北返，皇室成员中唯有宋哲宗孟皇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即稍后登基的宋高宗）等个别人侥幸逃脱。

绍兴元年（1131）四月孟皇后崩于越州（绍兴府），六月攒于上皇山新妇尖下，并以泰宁寺为下宫。这是最先入葬宋六陵的成员，也是陵区规划的基准点。泰宁寺本为陆游祖父陆佃的功德坟寺，后来成为南宋前期众攒宫的陵寺，《嘉泰会稽志》载： “永祐、永思、永阜、永崇四陵修奉皆在其地，故泰宁寺益加崇葺云。”

宋代典籍《宋会要辑稿》和《中兴礼书》，对宋宁宗永茂陵以前的攒宫的营建和位次有详细记载，可以据此推测并大致复原“七帝七后”攒宫的位次和平面布局。

绍兴元年，孟皇后（昭慈圣献）攒宫下葬于会稽县上皇村，其地东南高山，西北流水，乃角姓大利之地，“神园方百步”，以泰宁寺为下宫，专奉香火。

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成，金人归还宋徽宗、郑皇后（显肃）、宋高宗邢皇后（宪节）梓宫，并遣送当时仍在世的宋高宗生母韦皇后南返。宋徽宗等人梓宫原拟在临安府或会稽县龙瑞宫安葬，然未果行。最后，徽宗永祐陵落址于孟后攒宫“西北地段”顺次择穴，即孟后神园“近北偏西”的五十步稍外。依角音昭穆次序，郑皇后、邢皇后攒宫在徽宗攒宫北或正北偏西。孟后、徽宗、郑后、邢后四攒宫的神园、禁地合计用地“二百一十七亩五十七步”。

绍兴二十九年（1159）韦皇后崩，安穴在“永祐陵篱寨内显肃皇后神围正西约一十九步”。

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永思陵）崩，次年三月下葬。永思陵上宫在永祐陵西北，在韦皇后攒宫“正西向南”。永思陵上宫方位，及其与永祐、宪节诸陵距离的数据，在《中兴礼书续编》卷四二中有详细记载。

宋高宗吴皇后（宪圣慈烈）晚十年卒，袝攒于“永思陵正北偏西”，应在永思陵上、下宫之间。

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永阜陵）崩，葬地的选择曾引起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最终上宫定在“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那趱向南石板路上”修建。若依角姓昭穆次序，后起攒宫应该位于前一攒宫的西北，自东南向西北顺次排列，永阜陵上宫应该选址在永思陵西北，但因为那里“土肉浅薄”，最终落地于永思陵下宫与永祐陵下宫之间，已经突破了角音墓地的昭穆次序。

庆元六年（1200）八月八日，宋光宗（永崇陵）崩，次年三月，安穴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图11）。

图11 “南陵区”诸攒宫位次复原示意图（采自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

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永茂陵）崩，因永崇陵西北，地势卑下，“相视迫溪”，实在无地可择。永茂陵上宫决定转移至泰宁寺山，并拆迁泰宁寺，据以为陵。事实上，永茂陵已经离开了新妇尖的南陵区，新辟的宝山北陵区，既未遵循角音墓地昭穆次序，甚至已突破角音墓地的大利向，开始向形法墓地转变。

绍定五年（1232）杨皇后（恭圣）崩，次年四月袝葬永茂陵之西北。

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二陵的位次，文献无载，据宋六陵遗址现场判断，应在北陵区的永茂陵之西北（图12）。

图12 南宋六陵攒宫位次复原示意图（据刘毅《南宋绍兴攒宫位次研究》）

综上所述，南宋六陵分为南、北二陵：南陵区，即新妇尖陵区；北陵区，即宝山陵区。

南陵区，以孟皇后攒宫为基准点，其西北为宋徽宗永祐陵，永祐陵北偏西为显肃郑皇后、宪节邢皇后、显仁韦皇后三座攒宫；永祐陵西北为宋高宗永思陵，永思陵上宫北偏西为宪圣慈烈吴皇后攒宫；宋孝宗永阜陵上宫，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的位置；而宋光宗永崇陵，则葬于永思陵上宫的西北位置。诸帝陵上宫方35步，下宫方55步，哲宗孟皇后、高宗吴皇后攒宫方36步，其余祔葬的皇后攒宫，均方25步，可见孟、吴二皇后的地位之特殊。

而北陵区，与南陵区分离，另以宋宁宗永茂陵为新基准点，其西北依次为恭圣仁烈杨皇后、宋理宗、度宗三座攒宫（图13）。

图13 南宋六陵诸攒宫的上宫位次复原示意图

南、北陵区的形成，先后两个主要节点，一是宋孝宗永阜陵局部突破了角音墓地的昭穆序次，二是宋宁宗永茂陵则整体性地突破了角音墓地的择址模式。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陵区发掘的“一号陵园”上宫遗址，揭示了某座皇陵的上宫垣墙、门殿、享殿（献殿）、享殿后龟头屋石藏等遗迹；古建筑学者结合文献初步复原了上宫的建筑形态，并推测一号陵遗址应为宋徽宗、孝宗或光宗三位皇帝攒宫中的某座上宫。这是南宋六陵考古的突破性成果（图14、15、16、17）。

图14 宋六陵“一号陵”遗址发掘场景航拍图

图15 宋六陵“一号陵”遗址平剖面图

图16 宋六陵“一号陵”遗址总平面复原示意图

图17 宋六陵“一号陵”陵园遗址整体复原鸟瞰图

五．从“五音墓地”到“形法墓地”

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太上皇帝宋孝宗驾崩于重华宫。围绕其葬礼和山陵选址所引发的轩然大波，是“庆元党禁”前夕的大事件。

宋孝宗病重期间，宋光宗拒绝过宫问疾。在孝宗驾崩后，光宗拒绝主持丧礼，一时人情汹汹、政局动荡。

七月三日，在孝宗“大祥”前夕，左丞相留正称疾遁去。七月五日，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联合知閤门事韩侂胄、工部尚书赵彦逾，经太皇太后吴氏默许，扶立嘉王登基，是为宋宁宗，史称“绍熙内禅”。八月十八日，有定策功的枢密使赵汝愚升为右丞相。

与此同时，永阜陵在宝山择址工作在紧张进行中。七月十六日， “按行使副孙逢吉、吴回言：荆大声等相视大行至尊皇圣帝神穴，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那趱向南石板路上，乞差官覆按施行。诏，权工部侍郎兼侍讲黄艾充覆按使，入内内侍省押班续康伯副之”。因为太史局的风水先生选定的位次，与角音昭穆序次相违，孝宗玄宫本该定于永思陵上宫之西北，但其地“土肉浅薄”，遂改卜至永思陵西南。然而，朝廷又未以为然，又经过反复讨论，改就昭慈、永祐下宫修建，位置比荆大声所定“高六尺三寸”，又经孙逢吉等人复勘，最终确定了该位置。

尽管经过反复调整，地下水位依然较高，营建玄宫石藏子（墓室）格外坚固，《宋会要辑稿》载其玄宫“于箱壁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间用胶土打筑，与石藏一平”，致使“工力倍增”（图18）。

图18 宋六陵石藏子平剖面复原想象图（采自郭黛姮《南宋建筑史》

自永思陵以西，地势愈卑，水位愈高，不宜建陵，这是在江南地区照搬“五音墓地”模式所无法克服的矛盾。

赵汝愚明确反对该选址方案，他认为巩县皇陵“制度崇深”，皇堂下深五十七尺。南渡后，攒宫“实居浅土，蔽以上宫”。东南地区，所至皆山，地势局促，自然环境与中原不同，不能照搬五音模式。而恢复中原遥遥无期，不如趁早放弃绍兴陵地，另觅地势高亢的地方。

但留正、刘德秀等人则主张依例权攒于绍兴。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赵汝愚、叶适、詹体仁等主张放弃绍兴陵地，并建议让朱熹门生、著名的风水术士蔡元定重新选址，而刘德秀坚持认为 “山水之修，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支持葬于绍兴。

改迁山陵的主张遇阻后，赵汝愚未再坚持己。但在十月，朱熹来到临安后，上《山陵议状》，再次挑起争议。后来，朱熹曾多次抱怨赵汝愚不坚持原则。

七月十一日，赵汝愚召时任知潭州的朱熹赴京论事。八月五日，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次日，朱熹离开潭州，启程前往临安。

九月十四日，朱熹行至衢州，致书蔡元定，招其同往临安，一起讨论改卜山陵之事。《四朝闻见录》明确指出朱熹 “信用蔡说，上书建议乞以武林山为孝宗皇堂，且谓会稽之穴浅粗而不利，愿博访草泽以决大议”。

蔡元定，一介布衣，人称西山先生，精通风水术数，庆元党禁期间，以“妖人”罪名，坐谪道州而死。朱熹本人在建阳的坟墓，即为蔡元定所卜。朱熹就改卜山陵之堪舆问题请教蔡元定，更拟将其召至朝廷，这就是朱熹《山陵议状》中“博访草泽”之意。庆元二年（1196）党禁日酷，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其中一大罪名，就是朱熹“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招引“妖人”蔡元定妄议山陵。

十月初二日，朱熹至临安城；初五日，履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十日，在朝供职第一事，便上洋洋数千言的《山陵议状》，可见其对改卜山陵的深思熟虑和急迫心情。

在《山陵议状》中，朱熹明确反对五音，认为“国音坐丙向壬之穴”不合常理，朝廷世守其法，非但无福报，反而招致靖康国难这样的祸灾，可见其为无稽之谈。在江南照搬国音，等同于将宋孝宗的梓宫和遗骸置于水中而不顾，不如趁早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寻求可葬之处， “若欲求之，则臣窃见近年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岂无一人粗知梗概，大略平稳，优于一二台史者？”——《山陵议状》的实质，其实就是以江南形法墓地替代中原五音墓地。朱熹建议由江西、福建民间术士（即蔡元定）负责选址，是以南方民间术数替代官方地理系统的五音姓利。

朱熹言辞激烈，毫不顾忌“五音”是承袭已久的祖制，也不考虑迁徙山陵必将延长葬期并滋生纷扰，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并无可能采纳朱熹的意见。后来，蔡元定窜死于贬所，沈继祖攻击朱熹“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固然有上纲上线之嫌，但就事实本身而言，相差不远。

十月二十三日，朱熹在经筵留身时，又向宋宁宗面陈四事，批评宋宁宗滥用内批和韩侂胄干政弄权，重申《山陵议状》的主张，认为改迁山陵是“今日最急之务”，原来的选址“既不为寿皇（宋孝宗）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朱熹的所言所行，注定了他被驱逐的命运。

如果说，永阜陵在昭穆位次上的突破，只是因应江南实际状况的局部调整；那么，后来宋宁宗永茂陵在“北陵”另辟新区，则是陵园规划原则的大转折。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三日宋宁宗崩，按角音昭穆序次，本应选址于光宗永崇陵之西北。但永崇陵上宫以西，地势更低，并“相视迫溪”，确实已经无地可择。

据《宋会要辑稿》载，闰八月二十六日，诏以参知政事宣缯为攒宫总护使，礼部侍郎杨烨为按行使；二十九日，按行使杨烨等人选定陵址：

判太史局周奕等相视得泰宁山形势起伏，龙虎掩抱，依经书于此创建大行皇帝神穴亦随合，乞差官覆按施行。……先是，太史局周奕等于永崇陵之下相视，迫溪无地可择。继至泰宁寺山标建，故命使副覆按。既而，聂子述等言，恭惟大行皇帝迁驭上宾，神宫定卜，而有泰宁寺者，素擅形势之区，名为绝胜之境。冈峦怀抱，气脉隐藏，朝揖分明，落势特达。是乃天造地设，储之百年，以俟今日之用。非大臣阅历之久，主张之力，上以闻陈两宫，下以镇压群议，则僧徒宁保其不为动摇哉！今此神穴，坐壬向丙，亦与国音为利。益伏望明饬有司，早严修奉。上谓使副曰：泰宁与昭慈相去多少？使副奏曰：昭慈陵侧仅一里许，往来最便。上曰：甚善。乃从之。

南陵区无地可选，永茂陵遂改卜至泰宁寺所在的泰宁寺山，此处 “形势起伏，龙虎掩抱，……冈峦怀抱，气脉隐藏，朝揖分明，落势特达”，俨然已为形法派术士的描述性语言。由 “非大臣阅历之久，主张之力，上以闻陈两宫，下以镇压群议，则僧徒宁保其不为动摇哉”句判断，选址过程也曾引发巨大争议，毕竟“五音之术”承袭已久，改变必有阻力。

永茂陵系拆迁泰宁寺而建，宋理宗曾向覆按使使副聂子述等人询问：“泰宁与昭慈相去多少”？当使副回答“昭慈陵侧仅一里许，往来最便”。泰宁寺不在南陵区，而依宝山而建，故有“泰宁寺山”之说。

永茂陵改卜至宝山，新辟北陵区，既未遵循昭穆序次，甚至已突破五音墓地模式，向形法墓地转变。《宋会要辑稿》说永茂陵“今此神穴坐壬向丙”，一改国音的大利向“坐丙向壬”，实由“大利向”转变为“小利向”，所以覆按使辩称“亦与国音为利”。

由于南陵区无穴可择，永茂陵新辟北陵区，其选址标准，形法墓地因素可能已占据主导，而角音降至从属地位。据周必大《思陵录》记载，早在永思陵选址时，人们就注意到泰宁寺有山陵气象，因为泰宁寺僧人贿赂太史局才得以幸免。南渡以来，在太史局的技术传统中，五音并非绝对刚性的规定，只是祖制因循已久，变革不易，直到永茂陵选址，实在因为无地可择，遂改弦更张。

行文至此，回顾当年围绕永阜陵择址的争议，南方背景的朱熹、赵汝愚、叶适、詹体仁等人主张因地制宜，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必须考虑“祖宗故事”与南渡政权的特殊性，一般士庶并无政治包袱，南渡之后，大可入乡随俗，而“国音”术数关乎皇室子嗣兴旺、政权合法性和国运兴衰，岂可轻易变更！朱熹激烈而不妥协的抗争，效果适得其反，教训可谓深刻。而《山陵议状》“泛求壮厚高平可葬之处”的主张，三十年后，在永茂陵方才得以部分实施。

从永阜陵到永茂陵，从五音墓地向形法墓地的过渡，可见南渡政权在中原与江南的传统和现实、在坚守祖制与“在地化”之间的摇摆和选择。南宋的政治文化，多承袭北宋而来，但在江南长期而复杂的发展中，又逐渐演变并形成新的范式，南宋皇陵的变迁，是为一例。